杜子美《饮中八仙歌》，贺知章、汝阳王琎、崔宗之、苏晋、李白、张长史旭、焦遂、李适之也。适之坐李林甫谮，求为散职，乃以太子少保罢政事。命下，与亲戚故人欢饮赋诗曰：“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可以见其超然无所芥蒂之意，则子美诗所谓“衔杯乐圣称避贤”者是也。适之以天宝五载罢相，即贬死袁州，而子美十载方以献赋得官，疑非相与周旋者，盖但记能饮者耳。惟焦遂名迹不见他书。适之之去，自为得计，而终不免于死，不能遂其诗意，林甫之怨岂至是哉！冰炭不可同器，不论怨有浅深也。乃知弃宰相之重，而求一杯之乐，有不能自谋者。欲碌碌求为焦遂，其可得乎？今岘山有适之洼樽，颜鲁公诸人尝为联句而传不载，其尝至湖州，疑为刺史，而史失之也。
李文定公坐与丁晋公不相能，中常郁郁不乐。旧中书省壁间有其手题诗一联云：“灰心缘忍事，霜鬓为论兵。”凡数十处，此裴晋公诗也。初不见全篇，在许昌偶得其集，云：“有意效承平，无功答圣明。灰心缘忍事，霜鬓为论兵。道直身还在，恩深命转轻。盐梅非拟议，葵藿是平生。白日长悬照，苍蝇谩发声。嵩阳旧田里，终使谢归耕。”裴公之言犹及此，岂坐李逢吉、元稹故耶？集中又有在太原题厅壁一绝句云：“危事经非一，浮荣得是空。白头官舍里，今日又春风。”则此公胸中亦未得全为无事人，绿野之游岂易得哉！裴公固不特以文字名世，然诗辞皆整齐闲雅，忠义端亮之气凛然时见，览之每可喜也。
裴晋公诗云：“饱食缓行初睡觉，一瓯新茗侍儿煎。脱巾斜倚绳床坐，风送水声来耳边。”公为此诗必自以为得志，然吾山居七年，享此多矣。今岁新茶适佳。夏初作小池，导安乐泉注之，得常熟破山重台白莲植其间，叶已覆水。虽无淙潺之声，然亦澄澈可喜。此晋公之所诵咏，而吾得之，可不为幸乎？
欧阳文忠公在扬州作平山堂，壮丽为淮南第一。堂据蜀冈，下临江南，数百里真、润、金陵三州，隐隐若可见。公每暑时，辄凌晨携客往游，遣人走邵伯取荷花千馀朵，以画盆分插百许盆，与客相间。遇酒行，即遣妓取一花传客，以次摘其叶，尽处则饮酒，往往侵夜载月而归。余绍圣初始登第，尝以六七月之间馆于此堂者几月。是岁大暑，环堂左右，老木参天，后有竹千馀竿，大如椽，不复见日色，苏子瞻诗所谓“稚节可专车”是也。寺有一僧，年八十馀，及见公，犹能道公时事甚详。迩来几四十年，念之犹在目。今余小池植莲虽不多，来岁花开，当与山中一二客修此故事。
余家旧藏书三万馀卷，丧乱以来，所亡几半。山居狭隘，余地置书囊无几，雨漏鼠啮，日复蠹败。今岁出曝之，阅两旬才毕。其间往往多余手自抄，览之如隔世事。因日取所喜观者数十卷，命门生等从旁读之，不觉至日仄。旧得酿法极简易，盛夏三日辄成，色如湩醴，不减玉友。仆夫为作之，每晚凉，即相与饮三杯而散，亦复盎然。读书避暑固是一佳事，况有此酿。忽看欧文忠诗，有“一生勤苦书千卷，万事消磨酒十分”之句，慨然有当其心。公名德著天下，何感于此乎？邹湛有言，如湛辈乃当如公言耳。此公始退休之时，寄北门韩魏公诗也。
苏子瞻在黄州作蜜酒，不甚佳，饮者辄暴下，蜜水腐败者尔。尝一试之，后不复作。在惠州作桂酒，尝问其二子迈、过，云亦一试之而止，大抵气味似屠苏酒。二子语及，亦自抚掌大笑。二方未必不佳，但公性不耐事，不能尽如其节度，姑为好事借以为诗，故世喜其名。要之，酒非曲蘗，何可以他物为之？若不类酒，孰若以蜜渍木瓜楂橙等为之，自可口，不必似酒也。刘禹锡《传信方》有桂浆法，善造者暑月极快美。凡酒用药，未有不夺其味，况桂之烈，楚人所谓桂酒椒浆者，安知其为美酒？但土俗所尚，今欲因其名以求美亦过矣。
王荆公不耐静坐，非卧即行。晚卜居钟山谢公墩，自山距州城适相半，谓之半山。畜一驴，每食罢，必日一至钟山。纵步山间，倦则即定林而睡，往往至日昃乃归，率以为常。有不及终往，亦必跨驴中道而还，未尝已也。余见蔡天启、薛肇明备能言之。子瞻在黄州及岭表，每旦起不招客相与语，则必出而访客。所与游者亦不尽择，各随其人高下，谈谐放荡，不复为畛畦。有不能谈者，则强之说鬼。或辞无有，则曰“姑妄言之”，于是闻者无不绝倒，皆尽欢而后去。设一日无客，则歉然若有疾。其家子弟尝为予言之如此也。吾独异此，固无二公经营四海之志，但畏客欲杜门。每坐辄终日，至足痹乃起。两岩相去无三百步，阅数日才能一往。一榻所据，如荆公之睡，则有之矣。陶渊明云“园日涉而成趣”，岂仁人志士所存各异，非余颓惰者所及乎？万法皆从心生，心茍不动，外境何自而入？虽寒暑可敌也。婴儿未尝求附火摇扇，此岂无寒暑乎？盖不知尔。近见世有畏暑者，席地袒裼，终日迁徙，百计求避，卒不得所欲，而道途之役，正昼烈日，衣以厚衲，挽车负担，驰骋不停，竟亦无他，但心所安尔。近有道人常悟，住惠林，得风痹疾，归寓许昌天宁寺。足不能行，虽三伏必具三衣而坐，自旦至暮未尝欹偃。每食时，弟子扶掖，稍伸缩，即复跏趺如故。室中不置扇，拱手若对大宾客，而神观澄穆，肤理融畅。疾虽不差，亦不复作，如是七年。一日告其徒，语绝即化。余尝盛暑屡过之，问重衣而不扇，亦觉热乎？但笑而不答。夫心无避就，虽婴儿役夫，犹不能累，况如若人者乎？
卢鸿《草堂图》旧藏中贵人刘有方家。余往有庆历中摹本，亦名手精妙。犹记后载唐人题跋云：“相国邹平段公家藏图书，并用所历方镇印记。咸通初，余为荆州从事，与柯古同在兰陵公幕下，阅此轴。今所历岁祀倏逾二纪，洊罹多难，编轴尚存。物在时迁，所宜兴叹。丁未年驾在岐山，涿郡子谟记。”又书：“己酉岁重九日专谒大仪，遂载览阅，累经多难，顿释愁襟。子谟再题。”邹平公，段文公也；柯古，其子成式字也；子谟，不知何人。涿郡，盖亦卢氏望。兰陵公或云萧邺，其罢相，出为荆州节度使，正咸通初。成式终太常少卿，则所谓大仪也。丁未，僖宗光启二年；己酉，昭宗龙纪元年。此画宣和庚子余在楚州，为贺方回取去不归。当时余方自许昌得请洞霄，思卜筑于此山之下，视图中草堂、樾馆、桃烟磴、幂翠亭等，渺然若不可及。今余东西两岩略有亭堂十馀所，比年松竹稍环合。每杖策登山，奇石森耸左右，诘曲行云霞中，不知视鸿居为如何，但恨水泉不壮，无云锦池、金碧潭耳。
谢康乐云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天下咏之以为口实。韩魏公在北门作四并堂。公功名富贵，无一不满所欲，故无时不可乐，亦以是为贵乎？余游行四方，当其少时，盖未知光景为可惜，亦不以是四者为难得也。在许昌见故老言韩持国为守，每入春，常日设十客之具于西湖，旦以郡事委僚吏，即造湖上。使吏之湖门，有士大夫过，即邀之入，满九客而止。辄与乐饮终日，不问其何人也。曾存之常以问公曰：“无乃有不得已者乎？”公曰：“汝少年安知此？吾老矣，未知复有几春。若待可与饮者而后从，吾之为乐无几，而春亦不吾待也。”余时年四十三，犹未尽以为然。自今思之，乃知其言为有味也。
近世学者多言中庸，中庸之不可废久矣，何待今日？非特子思言之，尧之告舜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所谓人心者，喜怒哀乐之已发者也；道心者，喜怒哀乐之未发者也。人能治其心常于未发之前，不为已发之所乱，则不流于人心而道心常存，非所谓中乎？通此说者，不惟了然于性命之正，亦自可以养生尽年。《素问》以喜怒悲忧恐配肝心脾肺肾，而更言其所胜所伤，每使节其过而养其正，以全生与形。夫性已得矣，生与形固优为之。特论养生者分于五脏，而吾儒一于心。五脏非心，孰为之制？是亦一道也。往岁有方士刘淳玨，年百岁馀，乃以给使事夏英公。余尝见其为蔡鲁公言惩忿窒欲为损之义，甚有理，盖深于《素问》者。嘉祐末，有黥卒亦百馀岁，不知其姓名，时人以郝老呼之，善医，自言受法于至人，往来许洛间。程文简公尤厚礼之，为文简诊脉，预告其死期于期岁之前，不差旬日。常语人年六十始知医，七十而见《素问》，每抚髀太息曰：“使吾早得此书，与医俱，吾不死矣。”惜其见之晚，而已伤者不可复也。孔子曰：“仁者寿。”此固尽性之言，何疑于医乎？
林下衲子谈禅，类以吾儒为未尽。彼固未知吾言之深，然吾儒拒之亦太过。《易》曰：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原始要终，故知死生之说。此何等语乎？若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积善之家，必有馀庆；积不善之家，必有馀殃，则因果报应之说，亦未尝废也。晋宋间佛学始入中国而未知禅，一时名流乃有为神不灭之论。又有非之者，何其陋乎？自唐言禅者寖广，而其术亦少异。大抵儒以言传，而佛以意解，非不可以言传，谓以言得者未必真解，其守之必不坚，信之必不笃，且堕于言，以为对执而不能变通旁达尔。此不几吾儒所谓默而识之，不言而信者乎？两者未尝不通。自言而达其意者，吾儒世间法也；以意而该其言者，佛氏出世间法也。若朝闻道，夕可以死，则意与言两莫为之碍，亦何彼是之辨哉！吾尝为其徒高胜者言之，彼亦心以为然，而有不得同者，其教然也。
欧阳文忠公平生诋佛老，少作《本论》三篇，于二氏盖未尝有别。晚罢政事，守亳，将老矣，更罹忧患，遂有超然物外之志。在郡不复事事，每以闲适饮酒为乐。时陆子履知颍州，公客也。颍且其所卜居，尝以诗寄之，颇道其意，末云：“寄语瀛洲未归客，醉翁今已作仙翁。”此虽戏言，然神仙非老氏说乎？世多言公为西京留守推官时，尝与尹师鲁诸人游嵩山，见藓书成文，有若“神清之洞”四字者，他人莫见。然茍无神仙则已，果有，非公等为之而谁？其言未足病也。公既登政路，法当得坟寺，极难之，久不敢请，已乃乞为道宫。凡执政以道宫守坟墓，惟公一人。韩魏公初见奏牍，戏公曰：“道家以超升不死为贵，公乃使在丘垄之侧，老君无乃却辞行乎？”公不觉失声大笑。
欧阳氏子孙奉释氏尤严于它士大夫家。余在汝阴，尝访公之子棐于其家。入门，闻歌呗钟磬声自堂而发。棐移时出，手犹持数珠，讽佛名，具谢今日适斋日，与家人共为佛事方毕。问之云：“公无恙？”时薛夫人已自尔，公不禁也。及公薨，遂率其家无良贱悉行之。汝阴有老书生犹及从公游，为予言公晚闻富韩公得道于净慈本老，执礼甚恭，以为富公非茍下人者，因心动。时与法师住荐福寺，所谓颙华严者，本之高弟，公稍从问其说，颙使观《华严》，读未终而薨，则知韩退之与大颠事真不诬。公虽为世教立言，要之其不可夺处，不唯少贬于老氏，虽佛亦不得不心与也。
《白乐天集》自载李浙东言海上有仙馆待其来之说，作诗云：“吾学空门非学仙，恐君此说是虚传。海山不是吾归处，归则须归兜率天。”顷读卢肇《逸史》，记此事差详。李浙东，李君稷也，会昌初为浙东观察使，言有海贾遭风，飘海中一大山，视其殿榜曰“蓬莱”。旁有一院，扃锁甚严，花木盈庭，中设几案。或人告之曰：“此白乐天院，在中国未来耳。”唐小说事多诞，此既自见于乐天诗，当不谬。近世多传王平甫馆宿，梦至灵芝宫，亦自为诗纪之曰：“万顷波涛木叶飞，笙歌宫殿号灵芝。挥毫不似人间世，长乐钟声梦觉时。”与白乐天院绝相类，乃知天地间英灵之气亦无几，为人为仙，不在此则在彼，更去叠来，无足怪者。
苏子瞻亦喜言神仙。元祐初有东人乔仝，自言与晋贺水部游，且言贺尝见公密州道上，意若欲相闻。子瞻大喜。仝时客京师，贫甚，子瞻索囊中得二十缣，即以赠之，作五诗，使仝寄贺，子由亦同作。仝去讫不复见，或传妄人也。晚因王巩又得姚丹元者，尤奇之，直以为李太白所化，赠诗数十篇，待之甚恭。姚本京师富人王氏子，不肖，为父所逐，事建隆观一道士，天资慧，因取道藏遍读，或能成诵，又多得其方术丹药。大抵好大言，作诗间有放荡奇谲语，故能成其说。浮沈淮南，屡易姓名，子瞻初不能辨也。后复其姓名王绎。崇宁间，余在京师，则已用技术进为医官矣。出入蔡鲁公门下，医多奇中，余犹及见。其与鲁公言从子瞻事，且云：“海上神仙宫阙，吾皆能以术致之，可使空中立见。”蔡公亦微信之，坐事编置楚州。梁师成从求子瞻书帖，且荐其有术。宣和末复为道士，名元城，力诋林灵素，为所毒，呕血死。
张平子作《归田赋》，兴意虽萧散，然序所怀，乃在“仰飞纤缴，俯瞰清流，落云间之逸禽，悬清渊之魦鰡。”吾谓钓弋亦何足为乐？人生天地之间，要与万物各得其欲，不但适一己也，必残暴禽鱼以自快，此与驰骋弋猎何异？如陶渊明言“携幼入室，有酒盈樽。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此真得事外之趣，读之能使人盎然，觉其左右草木无情物，亦皆舒畅和豫。平子本见汉室多事，欲去以远祸，未必志在田园，姑有激而言耳。宜其发于胸中者，与渊明不类也。
扬子云言谷口郑子真耕乎岩石之下，名震于京师，世以为贤。吾谓子真非真隐遁者也，使真，方且遁名未暇，尚何京师之闻乎？若司马季主、李仲元，乃当近之，然犹是世间知有是人也。彼世所不得知，如哭龚胜老人，言龚生竟夭天年，非吾徒者，或其人乎？乃知此一流，世固未尝乏，亦不必在山林岩穴也。自晨门、荷莜、长沮、桀溺之徒，孔子固志之矣。虽其道不可以训天下，非孔子所得与，然每相与闻而载其言，亦微以示后世也。但士之涉世者，欲为此不可得，能为黄叔度，其犹庶几乎？盖虽未尝绝世，而世终不能为之累，所谓汪汪若万顷陂者，非郭林宗无以知之，似优于子真，管幼安亦其次也。此二三人者，幸生孔孟时，必皆有以处之。自唐而后，不复有此类，往往皆流入为浮屠氏，故其间杰然有不可拔者，惜其非吾党，难与并论。吾谓云门、临济、赵州数十人，虽以为晨门、荷莜之徒可也。白乐天与杨虞卿为姻家而不累于虞卿，与元稹、牛僧孺相厚善而不党于元稹、僧孺，为裴晋公所爱重而不因晋公以进，李文饶素不乐而不为文饶所深害者，处世如是，人亦足矣。推其所由得，惟不汲汲于进，而志在于退，是以能安于去就，爱憎之际，每裕然有馀也。自刑部侍郎以病求分司时，年才五十八，自是盖不复出，中间一为河南尹，期年辄去；再除同州刺史，不拜。雍容无事，顺适其意，而满足其欲者十有六年。方太和、开成、会昌之间，天下变故，所更不一。元稹以废黜死，李文饶以谗嫉死，虽裴晋公犹怀疑畏，而牛僧孺、李宗闵皆不免万里之行。所谓李逢吉、令狐楚、李玨之徒，泛泛非素与游者，其冰炭低昂，未尝有虚日，顾乐天所得，岂不多哉？然吾犹有微恨，似未能全忘声色杯酒之类，赏物太深，若犹有待而后遣者，故小蛮、樊素，每见于歌咏，至甘露十家之祸，乃有“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之句，得非为王涯发乎？览之使人太息，空花妄想，初何所有，而况冤亲相寻，缴绕何已！乐天不唯能外世，故固自以为深得于佛氏，犹不能旷然一洗，电扫冰释于无所有之地，习气难除至是。要之若飘瓦之击，虚舟之触，庄周以为至人之用心也，宜乎。
世言歙州具文房四宝，谓笔、墨、纸、砚也，其实三耳。歙本不出笔，盖出于宣州。自唐惟诸葛一姓世传其业，治平、嘉祐前有得诸葛笔者，率以为珍玩，云“一枝可敌他笔数枝”。熙宁后世始用无心散卓笔，其风一变。诸葛氏以三副力守家法不易，于是浸不见贵，而家亦衰矣。歙州之三物，砚久无良材，所谓罗文眉子者不复见，惟龙尾石捍坚拒墨，与凡石无异。欧文忠作《砚谱》，推歙石在端石上，世多不然之，盖各因所见尔。方文忠时，二地旧石尚多，岂公所有适歙之良而端之不良者乎？纸则近岁取之者多，无复佳品，余素自不喜用，盖不受墨，正与麻纸相反，虽用极浓墨，终不能作黑字。墨惟黄山松丰腴坚缜，与他州松不类，又多漆，古未有用漆烟者，三十年来人始为之，以松渍漆并烧。余大观间令墨工高庆和取煤于山，不复计其直。又尝被命馆三韩使人，得其贡墨碎之，参以三之一，既成，潘张二谷、陈瞻之徒皆不及。丧乱以来，虽素好事者，类不尽留意于诸物。余顷有端砚三四枚，奇甚，杭州兵乱亡之，庆和所作墨亦无遗。每用退墨砚磨不黑滞笔，如以病目剩员御老钝马。
今世不留意墨者多言未有不黑，何足多较？此正不然。黑者正难得，但未尝细别之耳。不论古墨，惟近岁潘谷亲造者黑。他如张谷、陈瞻与潘使阙徒造以应人，所求者皆不黑也。写字不黑，视之耄耄然，使人不快意。平生嗜好屏除略尽，惟此物未能忘，数年来乞墨于人，无复如意。近有授余油烟墨法者，用麻油燃密室中，以一瓦覆其上，即得煤，极简易；胶用常法，不多以外料参之，试其所作良佳。大抵麻油则黑，桐油则不黑，世多以桐油贱，不复用麻油，故油烟无佳者。
宣和初，有潘衡者卖墨江西，自言尝为子瞻造墨海上，得其秘法，故人争趋之。余在许昌见子瞻诸子，因问其季子过，求其法，过大笑曰：“先人安有法，在儋耳无聊，衡适来见，因使之别室为煤，中夜遗火，几焚庐。翌日，煨烬中得煤数两，而无胶法，取牛皮胶以意自和之，不能挺，磊块仅如指者数十，公亦绝倒，衡因是谢去。”盖后别自得法，借子瞻以行也。衡今在钱塘，竟以子瞻故，售墨价数倍于前。然衡墨自佳，亦由墨以得名。尤用功，可与九华朱仅上下也。
庆历后，欧阳文忠以文章擅天下，世莫敢有抗衡者。刘原甫虽出其后，以博学通经自许，文忠亦以是推之。作《五代史》、《新唐书》凡例，多问《春秋》于原甫，及书梁入阁事之类。原甫即为剖析，辞辨风生。文忠论《春秋》多取平易，而原甫每深言经旨。文忠有不同，原甫间以谑语酬之，文忠久或不能平。原甫复忤韩魏公，终不得为翰林学士，将死，戒其子弟，无得遽出其集，曰：“后百馀年，世好定，当有知我者。”故贡父次其集，藏之不肯出，私谥曰“公是先生”。贡父平生亦好谐谑，慢侮公卿，与王荆公素厚，坐是亦相失。及死，子弟次其文，亦私谥曰“公非先生”。原甫百七十五卷，贡父五十卷。
宜兴善权、张公两洞，天下绝境也。壬子夏，余罢建康归，大雨中枉道过之。张公洞有观，访其旧事，惟南唐李氏时碑，言张道陵尝居尔。善权洞有咸通八年昭义军节度使李蠙赎寺碑，盖尝废于会昌中，蠙以己俸赎之。蠙自言太和中，尝于此亲见白龙自洞中出。洞之胜处，不可尽名，但恨通明处少，略行三十步，即须秉火而后可见，大抵与张公洞相似。蠙当时藩镇，名迹合见于史而略无有，惟碑先载蠙奏状，后具敕书云：“中书门下牒，牒奉敕云云。宜于所奏，仍令浙西观察使速准此处分，牒至准敕，故牒。”与今尚书省行事不同。今四方奏请，事出有司者，画旨付逐部符下；因人以请者，以札子直付其人，而逐部兼行尚书省，皆不自行也。敕后列平章事十人，称司徒者三，一曰崔，二曰杜，三曰令狐；称司徒兼太保，不著姓，旁书使者一，称左仆射杜者一，称司空夏侯者一，皆带检校不名。司徒杜者，悰也；令狐者，绹也；左仆射杜者，审权也；司空夏侯者，孜也，此皆以平章事，故系衔。有称中书侍郎兼刑部尚书路者，岩也；门下侍郎兼户部尚书曹者，确也；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卢者，商也，此皆见宰相也。七人与史皆合，惟司徒崔与司徒兼太保无姓。及曹确后，有工部尚书韦，旁书使，亦当为又见宰相，三人纪，其表皆不载，不应有遗脱，此不可解。余家藏碑千馀帙，多得前世故事，与史违误，尝为《金石类考》五十卷，此后所得不及录也。
士大夫于天下事，茍聪明自信，无不可为，惟医不可强。本朝公卿能医者，高文庄一人而已，尤长于伤寒，其所从得者不可知矣，而孙兆、杜壬之徒，始闻其绪余，犹足名一世。文庄，郓州人，至今郓多医，尤工伤寒，皆本高氏。余崇宁、大观间在京师，见董汲、刘寅辈，皆精晓张仲景方术，试之数验，非江淮以来俗工可比也。子瞻在黄州，蕲州医庞安常亦善医伤寒，得仲景意。蜀人巢谷出圣散子方，初不见于前世医书，自言得之于异人，凡伤寒，不问证候如何，一以是治之无不愈。子瞻奇之，为作序，比之孙思邈三建散，虽安常不敢非也，乃附其所著《伤寒论》中，天下信以为然。疾之毫厘不可差，无甚于伤寒，用药一失其度，则立死者皆是，安有不问证候而可用者乎？宣和后此药盛行于京师，太学诸生信之尤笃，杀人无数。今医者悟，始废不用。巢谷本任侠好奇，从陕西将韩存宝出入兵间，不得志，客黄州，子瞻以故与之游。子瞻以谷奇侠而取其方，天下以子瞻文章而信其方，事本不相因，而趋名者又至于忘性命而试其药，人之惑，盖有至是也。
天下之祸，莫甚于杀人；为阴德者，亦莫大于活人。世多传元丰间有监黄河扫武臣射杀扫下一鼋，未几死而还魂，云为鼋诉于阴府，力自辨鼋数败扫，以其职杀之，故得免，而阴官韩魏公也，冥间呼为真人。余始不信，后得韩氏家传载其事，云裕陵所宣谕，乃不疑。且杀一鼋犹能诉，而况人乎？兵兴以来，士大夫多喜言兵，人人自谓有将略，且相谓必敢于杀人，余盖闻而惧也。兵事虽以严终，而孙武著书，列智、仁、信、勇、严五物，而不以严先四者，盖孙武犹知之《书》所谓“威克厥爱允济，爱克厥威允罔功”者，临敌誓师之言，非平居御众之辞，世每托此以为说，亦未之思也。
余在许昌，岁适大水灾伤，西京尤甚，流殍自邓、唐入吾境，不可胜计。余尽发常平所储，奏乞越常制赈之，几十馀万人稍能全活，惟遗弃小儿无由皆得之。一日询左右曰：“人之无子者，何不收以自畜乎？”曰：“人固愿得之，但患既长，或来岁稔，父母来识认尔。”余为阅法则“凡因灾伤弃遗小儿，父母不得复认”，乃知为此法者，亦仁人也。夫彼既弃而不育，父母之恩则已绝，若人不收之，其谁与活乎？遂作空券数千，具载本法印给内外厢界保伍，凡得儿者使自言所从来，明书于券付之，略为籍记，使以时上其数，给多者赏。且分常平余粟，贫者量授以为资。事定，按籍给券凡三千八百人，皆夺之沟壑，置之襁褓。此虽细事不足道，然每以告临民者，恐缓急不知有此法，或不能出此术也。
老子、庄、列之言，皆与释氏暗合，第学者读之不精，不能以意通为一。古书名篇，多出后人，故无甚理。老氏别《道德》为上下篇，其本意也，若逐章之名，则为非矣。惟庄、列似出其自名，何以知之？《庄子》以内外自别，内篇始于《逍遥游》，次《齐物》，又其次《养生主》，然后曰《人间世》，继之以《德充符》、《应帝王》而篇尽矣。《列子》不别内外，而名其篇曰《天瑞》，瑞与符比，言非相谋而相同。自《养生主》而上，释氏言出世间法也；自《人间世》而下，人与天有辨矣。夫安知有昭然而一契者，庄子谓之符，列子谓之瑞，释氏有言信心，而相与然许谓之印可者，其道一也。自熙宁以来，学者争言老庄，又参之释氏之近似者，与吾儒更相附会，是以虚诞矫妄之弊，语实学者群起而攻之。此固学者之罪，然知此道者，亦不可人人皆责之也。《逍遥游》何以先《齐物》？曰：见物之不齐而后齐之者，是犹有物也。若本未尝有物，则不待齐而与道适，无往而不逍遥矣。《养生主》何以次《齐物》？生者我也，物者彼也，此《中庸》所谓尽己之性而后尽物之性者，充之则可赞天地之化育。然则是亦世间法耳，何足为出世间法乎？曰：非也，气之为云也，云之为雨也，由地而升者也。方云雨之在上，谓之地可乎？及其降于地，则亦雨而已。列子言其全，庄子言其别，此列子所以混内外而直言天瑞，庄子列其序而后见其符，合是三者而更为用，则天与人莫之有间矣。吾为举子时，不免随众读此二书，心独有见于此。为丹徒尉，甘露仲宣师授法于圆照本，久从佛印、了元游，得其聪明妙解。吾常为言之，每抚掌大笑，默以吾说为然。俯仰四十年，今老矣，欲求如宣者时与论方外之事，未之得也。
庄子言：“举天下誉之不加劝，举天下非之不加沮。”又曰：“与其誉尧而非桀，不若两忘而化其道。自我言，虽天下不能易；自人言，虽尧舜无与辨。处毁誉者，如是亦足矣乎。”曰：“此非忘毁誉之言，不胜毁誉之言也。”夫庄周安知有毁誉哉！彼盖不胜天下之颠倒反复于名实者，故激而为是言耳。孔子曰：“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毁誉之来，不考其实，而逆以其名折之，以求其当，虽三代无是法也。进九官者，视其所誉以为贤；斥四凶者，审其所不与为罪，如是而己矣。此中道而人之所常行也，至于所不能胜，则孔子亦无可奈何，置之而不言。置而不言，与夫无所劝沮而忘之，皆所以深著其不然也。孔子正言之，庄周激言之，其志则一尔。叔孙武叔毁孔子于朝，何伤于孔子乎？
士大夫固不可轻言医，然人疾茍无大故，贫不可得药，能各随其证而施之，亦不为小补。盖疾虽未必死，无药不能速愈，呻吟无聊者固可悯，其不幸迟延，茍变而生他证，因以致死者多矣。方其急时，有以济之，虽谓之起死可也。今列郡每夏岁支系省钱二百千，合药散军民，韩魏公为谏官时所请也。为郡者类不经意，多为庸医盗其直，或有药而不及贫下人。余在许昌，岁适多疾，使有司修故事，而前五岁皆忘不及举，可以知其怠也。遂并出千缗，市药材京师，余亲督众医分治，率幕官轮日给散，盖不以为职而责之，人人皆喜从事，此何惮而不为乎？自余居此山，常欲岁以私钱百千行之于一乡，患无人主其事，余力不能自为，每求僧或净人中一二成余志，未能也。然今年余家婢多疾，视药囊常试有验者，审其证用之，十人而十愈，终幸推此以及邻里乎？
陆宣公在忠州，集古方书五十篇。史云“避谤不著书”，故事尔，避谤不著书可也，何用集方书哉？或曰“忠州边夷多瘴疠，宣公多疾，盖将以自治”，尤非也。宣公岂以一己为休戚者乎？是殆援人于疾若死亡而不得者，犹欲以是见之。在他人不可知，若宣公，此志必矣。古之名医扁鹊、和缓之术，世不得知，自张仲景、华佗、胡洽、深师、徐彦伯有名一世者，其才术皆医之六经，其传有至于今，皆后之好事者纂集之力也。孙真人为《千金方》两部，说者谓凡修道养生者，必以阴功协济，而后可得成仙。思邈为《千金前方》，时已百馀岁，固以妙尽古今方书之要，独伤寒未之尽，似未尽通仲景之言，故不敢深论。后三十年作《千金翼》，论伤寒者居半，盖始得之，其用志精审不茍如此。今通天下言医者，皆以二书为司命也。思邈之为神仙，固无可疑，然唐人犹记中间有用虻虫、水蛭之类，诸生物命不得升举，天之恶杀物者如是，则欲活人者岂不知之，况宣公之志乎！
古方施之富贵人多验，贫下人多不验；俗方施之贫下人多验，富贵人多不验。吾始疑之，乃卒然而悟曰：“富贵人平日自护持甚谨，其疾致之，必有渐发于中而见于外，非以古方术求之，不能尽得。贫下人骤得于寒暑、燥湿、饥饱、劳逸之间者，未必皆真疾，不待深求其故，茍一物相对，皆可为也，而古方节度或与之不相契。”今小人无知，疾茍无大故，但意所习熟，知某疾服某药，得百钱鬻之市人，无不愈者。设与之以非其所知，盖有疑而不肯服者矣。况古方分剂、汤液，与今多不同，四方药物所产及人之禀赋亦异，《素问》有为异法、方法立论者，言一病治各不同而皆愈，即此理。推之以俗方治庸俗人，亦不可尽废也。
今岁热甚，闻道路城市间多昏仆而死者，此皆虚人、劳人，或饥饱失节，或素有疾，一为暑气所中，不得泄，则关窍皆窒，非暑气使然，气闭塞而死也。产妇、婴儿尤甚。古方治暑无他法，但用辛甘发散疏导，心气与水流行，则无能害之矣。因记崇宁己酉岁余为书局时，一养仆为驰马至局中，忽仆地，气即绝，急以五苓大顺散等灌之，皆不验，已逾时，同舍王相使取大蒜一握，道上热土杂研烂，以新水和之，摅去滓，刔其齿灌之，有顷即苏，至暮，此仆复为余御而归。乃知药病相对，有如此者。此方本徐州沛县城门忽有板书钉其上，或传神仙欲以救人者。沈存中、王圣美皆著其说，而余亲验之。乃使书百许本，散给远近，庶几有救其急者也。
滕达道为范文正公门客，文正奇其才，谓他日必能为帅，乃以将略授之。达道亦不辞，然任气使酒，颉颃公前，无所顾避。久之，稍遨游无度，侵夜归，必被酒，文正虽意不甚乐，终不禁也。一日伺其出，先坐书室中，荧然一灯，取《汉书》默读，意将以愧之。有顷，达道自外至，已大醉，见公长揖曰：“读何书？”公曰：“《汉书》。”即举首攘袂曰：“高帝何如人也？”公微笑，徐引去，然爱之如故。章子厚尝延一太学生在门下，元丰末学者正崇虚诞，子厚极恶之。适至书室，见其讲《易》，略问其说，其人纵以性命荒忽之言为对。子厚大怒曰：“何敢对吾乱道？”亟取杖，命左右擒，欲击之，其人哀鸣，乃得释。达道后卒为名臣，多得文正规模，故子瞻挽词云：“高平风烈在。”而子厚所欲杖者，绍圣间为相，亦使为馆职，然终无闻焉。文正之待士，与子厚之暴虽有间，然要之亦各因其人尔。
宣和间道术既行，四方矫伪之徒，乘间因人以进者相继，皆假古神仙为言，公卿从而和之，信而不疑。有王资息者，淮甸间人，最狂妄，言师许旌阳；王老志者，濮州人，本出胥史，言师钟离先生；刘栋者，棣州人，尝为举子，言师韩君文，三人皆小有术动人。资息后有罪诛死，栋为直龙图阁，宣和末林灵素败，乞归。唯老志狡狯，有智数，不肯为己甚，馆于蔡鲁公家，自言钟离先生日相与往来，自始至，即日求去。每戒鲁公速避位，若将祸及者，鲁公颇信之。或言此反而求奇中者也。一日，苦口为鲁公言其故，翌日鲁公见之，辄喑不能言，索纸书云其师怒泄天机，故喑之。鲁公为是力请，乃能于盛时遽自引退。鲁公有妾为尼，尝语余亲见老志事。鲁公每闻其言亦惧，尝密语所亲妾，喟然云：“吾未知他日竟如何！”惜其听之不果也。
刘贡父言：杜子美诗所谓“功曹非复汉萧何”，以为误用邓禹事。虽近似，然邓氏子何不掾功曹是光武语，非邓禹实为功曹，则子美亦未必诚用此事。今日见王洋舍人云：“《汉书·高帝纪》言萧何为主吏，孟康注：主吏，功曹也。”吾初不省，取阅之，信然。则知子美用事精审，未易轻议。
苏明允本好言兵，见元昊叛，西方用兵久无功，天下事有当改作，因挟其所著书，嘉祐初来京师，一时推其文章。王荆公为知制诰，方谈经术，独不嘉之，屡诋于众，以故明允恶荆公甚于仇雠。会张安道亦为荆公所排，二人素相善，明允作《辨奸》一篇，密献安道，以荆公比王衍、卢杞，而不以示欧文忠。荆公后微闻之，因不乐子瞻兄弟，两家之隙，遂不可解。《辨奸》久不出，元丰间子由从安道辟南京，请为明允墓表，特全载之，苏氏亦不入石。比年，少传于世。荆公性固简率不缘饰，然而谓之食狗彘之食、囚首丧面者，亦不至是也。韩魏公至和中还朝为枢密使，时军政久弛，士卒骄惰，欲稍裁制，恐其忤怨而生变，方阴图以计为之，会明允自蜀来，乃探公意，遽为书，显载其说，且声言教公先诛斩。公览之大骇，谢不敢再见，微以咎欧文忠，而富郑公当国亦不乐之，故明允久之无成而归。累年始得召，辞不至，而为书上之，乃除试秘书省校书郎。时魏公已为相，复移书魏公，诉贫且老，不能从州县待改官。譬豫章橘柚，非老人所种，且言天下官岂以某故冗耶？欧文忠亦为言，遂以霸州文安县主簿，同姚辟编修太常因革礼云。
杨文公《谈苑》载，周世宗尝为小诗示窦俨，俨言：“今四方僭伪主各能为之，若求工则废务，不工则为所窥。”世宗遂不复作。度当时所作诗，必不甚佳，故俨云尔。非世宗英伟，识帝王大略，岂得不以俨言为忤，又安能即弃去？信为天下者在此不在彼也。安禄山亦好作诗，作《樱桃》诗云：“樱桃一篮子，半青一半黄。一半寄怀王，一半寄周贽。”或请以“一半寄周贽”句在上则协韵，禄山怒曰：“岂肯使周贽压我儿耶？”因读《禄山事迹》及之，聊发千载一笑。
《唐书》载陆余庆与赵正固、卢藏用、陈子昂、杜审言、宋之问、毕御名、郭袭微、司马子微、释怀一为方外十友，正固、袭微名迹不甚显，审言、之问辈皆一时文士杰出，子微超然物外，怀一又佛氏。人固患交游多则多事，然亦何可尽绝。诚使有审言、之问之徒赋诗论文，子微谈方外之事，怀一论释氏之说，朝夕相与，从容于无事之境，其乐岂可既乎？史言方武后、中宗时，士多暴贵骤显，其祸败诛死亦不旋踵，独余庆官太子詹事，虽不甚显，讫无咎悔。观其所处若此，世间忧患其孰能累之？吾去市朝久，窜迹深山穷谷之间，不复与当世士相接，士亦莫肯从吾游，独念有如此十人者，或可庶几余庆之志。而唯故人子二三辈与门生时时相过，文采议论，灿然可观，求子微、怀一，盖沅江九肋也。余庆有子璪，为中书令萧嵩所知，嵩罢宰相，后来者使阴求其短。璪乃曰：“与人交，过且不可言，而况无有乎！”盖璪犹有馀庆风烈，吾诸儿虽碌碌，亦若修谨厚重者，尚能推吾志为陆璪否耶？
道士杨大均，蔡州人，善医，能默诵《素问》、《本草》及两部《千金方》四书，不遗一字，与人治病，诊脉不出药，但云此病若何，当服何药，是在《千金》某部第几卷，即取纸书授之，分两不少差。余在蔡州，亲见其事类若此。余尝问：“《素问》有记性者或能诵，《本草》则固难矣，若《千金》，但药名与分两剂料，此有何义而可记乎？”大均言：“古之处方，皆因病用药，精深微妙，茍通其意，其文理有甚于章句偶俪，一见何可忘也！”大均本染家子，事父孝，医不受赇谢，积其斋施之余，葬内外亲三十八丧。方宣和间道教盛行，自匿名迹，惟恐人知。蔡鲁公闻之，亲手以书延致，使者数十返，不得已一往，留数日即归，不受一钱。余在南京，尝许余避难来山中，未及行而虏陷蔡州。后闻虏知其名，厚礼之，与之俱去，今不知存亡。使其果来，虽未可遽为司马子微，此亦一胜士也。因论余庆事，怅然怀之。
晋人贵竹林七贤，竹林在今怀州修武县。初若欲避世远祸者，然反由此得名，嵇叔夜所以终不免也。自东汉末世，人以名节为重，而三君八顾之论起及党锢兴，天下豪杰无一人免者。孔北海虽不在其间，而不容于曹操，亦坐名高故也。当时雍容隐显皆不失其操者，惟管幼安尔。七人如向秀、阮咸，亦碌碌常材，无足道，但依附此数人以窃声誉。山巨源自有志于世，王戎尚爱钱，岂不爱官，故天下少定，皆复出。巨源岂戎比哉，而颜延之概黜此二人，乃其躁忿私情，非为人而设也。唯叔夜似真不屈于晋者，故力辞吏部，可见其意。又魏宗室婿，安得保其身，惜其不能深默，绝去圭角。如管幼安，则庶几矣。阮籍不肯为东平相，而为晋文帝从事中郎，后卒为公卿，作劝进表，若论于嵇康前，自宜杖死。颜延之不论此而论涛、戎，可见其陋也。
《高僧传略》载孙绰《道贤论》，以当时七僧比七贤，竺法护比山巨源，帛法祖比嵇叔夜，竺法乘比王浚冲，竺法深比刘伯伦，支道林比向子期，竺法兰比阮嗣宗，于道邃比仲容，各以名迹相类者为配，惜不见全文。七人支道林最著，其馀亦班班见《世说》。晋人本超逸，更能以佛理佐之，宜其高胜不凡，但恨当时未有禅经文，传者亦未广，犹以老庄为宗。竺法深，王敦之弟，贤于王氏诸人远矣。即支遁求买沃州报之，未闻巢由买山而隐者，盖遁犹输此一著，想见其人物也。
陆机以齐王冏矜功自伐，作《豪士赋》刺之，乃托身于成都王颍，谓可康隆晋室，此在恩怨爱憎之间尔。处危乱之世，而用心若此，又济之以贪权喜功，虽欲茍全可乎？机初入朝，卢志问：“陆逊、陆抗于君远近？”机曰：“如君于卢毓、卢珽。”既起，陆云曰：“殊邦遐远，客主未相悉，何至于此？”机曰：“我祖父名播四海，岂不知耶？”《晋史》以为议者以此定二陆优劣，意机优乎？云优乎？度《晋史》意，不书于云传而书于机传，盖谓机优也。以吾观之，机不逮云远矣。人斥其祖父名，固非是，吾能少忍，未必为不孝，而亦从而斥之，是一言之间志在报复，而自忘其过，尚能置大恩怨乎？若河桥之败，使机所怨者当之，亦必杀矣。云爱士不竞，真有过机者，不但此一事。方颍欲杀云，迟之三日不决。以赵王伦杀赵浚、赦其子骧而复击伦事劝颍杀云者，乃卢志也。兄弟之祸，志应有力，哀哉！人惟不争于胜负强弱，而后不役于恩怨爱憎，云累于机，为可痛也！
阮籍既为司马昭大将军从事，闻步兵厨酒美，复求为校尉。史言虽去职，常游府内，朝宴必预，以能遗落世事为美谈。以吾观之，此正其诡谲，佯欲远昭而阴实附之，故示恋恋之意，以重相谐，结小人情伪，有千载不可掩者。不然，籍与嵇康，当时一流人物也，何礼法之士疾籍如仇，昭则每为保护，康乃遂至于杀身，籍何以独得于昭如是耶？至劝进之文，真情乃见。籍著《大人论》，比礼法士为群虱之处裈中，吾谓籍附昭，乃裈中之虱，但偶不遭火焚耳。使王浚、毋邱俭等一得志，籍尚有噍类哉！
《洛阳伽蓝记》载，河东人刘白堕善酿酒，虽盛暑，暴之日中，经旬不坏。今玉友之佳者，亦如是也。吾在蔡州，每岁夏以其法造寄京师亲旧，陆走七程，不少变。又尝以饷范德孺于许昌，德孺爱之，藏其一壶忘饮，明年夏复见，发视如新者。白堕酒当时谓之鹤觞，谓其可千里遗人，如鹤一飞千里。或曰骑驴酒，当是以驴载之而行也。白堕乃人名，子瞻诗云“独看红蕖倾白堕”，恐难便作酒用。吴下有馔鹅设客，用王逸少故事，言请过共食右军，相传以为戏。倾曰“白堕”，得无与“食右军”为偶耶？
《续汉·礼仪志》记岁八月，民年八十赐玉杖，端以鸠为饰。鸠者，不噎之鸟，欲老人不噎。而《风俗记》又言，汉高帝与项籍战京索间，兵败，伏丛薄中，有鸠鸣其上，追者不疑，得免，即位作鸠杖赐老人，此绝无稽考。高祖虽败，其肯伏丛薄耶？余亲戚有为光州守，得古铜鸠一，大半掌许，俯首敛翼，具尾足，若蹲伏，腹虚，其中有圈穿腹，正可受杖，制作甚工，以遗余，疑即汉鸠杖之饰。因以为杖，艮是首轻而尾重，举之则探前偃后，盖如此乃可取力，此所以佐老人也。
陆希声所隐君阳山，或曰颐山，在宜兴湖洑。今金沙寺，其故宅也。建炎己酉春，敌犯维扬，余从大驾渡江，夜相失，从吏皆亡去，与刘希范徒步间道至常州南，遇溃兵，欲为劫，遮余二人，不得去。适有小校驰马自旁过，则余钱塘旧麾下也。亟下拜，余卒乃其所隶，亟叱去，挽小舟授予，教使入荆溪，走长兴，是日微小校几不免。夜抵湖洑，因求宿金沙寺中，夕不能寐，起行寺外，月色翳翳然。因记希声旧庐，时予慕此山久矣，望之若不可得，安知今乃与汝曹从容燕息，且六七年乎？余家有希声自著《君阳山记》一卷，叙其景物亭馆，略有二十馀处，如辋川，即为兵火所焚毁矣，后为相，既罢，迫凤翔李茂贞兵，避难死道上，盖不能终有其居也。希声材本无他长，隐操亦无可录，故不量力，幸于茍得以丧其身。与朱朴、陆鲁望同召，其志趣略与朱朴相类，尚不如鲁望，能辞行，即老甫里也。方闲居时，内供奉僧辩光以善书得幸，尝从希声授笔法，祈使援己，乃以诗寄之云：“笔下龙蛇似有神，天池雷雨变逡巡。寄言昔日不龟手，应念江头洴澼人。”辩光即以名达贵幸，乃得召。昭宗末年求士甚急，其志良可哀。观其倾倒于朱朴，则待希声宜亦然。不得已取之左右，正坐卢携、崔缁郎辈，不能致天下贤者故尔。然所获乃如希声，能无愧其君乎？辩事亦见杨文公《谈苑》。国初去唐未远，犹有所传闻，文公之言，宜可取信，而修《新唐书》无取以献者，故传辞甚略，后世犹得借其山以为重也。
杜子美诗云：“张公一生江海客，身长九尺须眉苍。征起适值风云会，扶颠始知筹策良。”此谓张镐也。旧史载镐风仪伟岸，廓落有大志，好谈王霸大略。读子美诗，尚可想见其人。杜周士《人物志》云：至德初，诏朝臣各举所知。萧昕为起居舍人，荐镐。以褐衣召见，拜左拾遗。来瑱为赞善大夫，镐荐材堪将帅。《唐书》镐、瑱传皆不载，而《镐传》云：天宝末，杨国忠执政，求天下士为己重，闻镐材，荐之，释褐，拜左拾遗。二书言镐得官略同。若天宝末果已用于国忠，则至德初安得更为昕荐耶？国忠为相在天宝十二载，去乱先一年，正淫湎极恶之际，岂知以天下士为重？亦非子美所谓“征起适值风云会”者也。至《瑱传》乃云：始用张镐，荐为颍川太守，以母忧去。禄山反，再用张垍荐，夺丧，复为颍川。今纪书瑱自赞善大夫为颍川太守在天宝十四载，即至德元年禄山反后，与《人物志》合，是镐方起家，何能及瑱？而张垍兄弟自京师陷即从禄山，未尝见明皇，亦何为复荐瑱？史于瑱事缪误如此，则镐之失无足怪，昕亦可谓知人矣。昕本笃厚长者，造次不失臣节，此二事尤奇特，恨史不能表出之。天下多士，左右近臣皆能为国得将相如昕，乱何足平也？
元次山父延祖为舂陵丞，辄弃官去，曰：“人生衣食可适饥饱，不宜复有所须。每灌园掇薪，以为有生之役，外此吾不思也。”余少观此，未尝不三复其言，今叨冒已过多，乃得复行延祖之志，自安一壑，其愧之深矣。然安禄山反，延祖召次山等戒之曰：“而曹逢世多故，不得自安山林。”勉励名节，无近羞辱，则知古之君臣父子相期，亦不必皆出一道，但问义所安否如何。故次山出，举进士制科，慨然以当世为念，随其所为，皆有以表见，岂延祖亦固知次山可语是耶？余老矣，自度无补于世，但恨汝等材不逮次山，不敢为延祖之言。今从吾于此固善，茍自激昂，虽州县簿书米盐之役，粗有一事可施于民，亦不废汝曹仕也。若非其义，虽一日九迁，不特为士者耻之，正恐不免羞辱，亦延祖之所畏也。
苏州白乐天手植桧，在州宅后池阙光亭前。余政和初尝见之，已槁瘁，高不满二丈，意非四百年物，真伪未知也。后为朱冲取献，闻槁死于道中，乃以他桧易之，禁中多不知。又有言华亭悟空禅师塔前桧亦唐物，诏冲取之，桧大，不可越桥梁，乃以大舟即华亭泛海，出楚州以入汴。即行，一日张帆风猛，桧枝与帆低昂，不可制，舟与人皆没。长兴大雄寺陈霸先宅庭亦有大桧，中空裂为四，枝荫半庭，质如金石，相传以为霸先所植。又欲取以献，会闻悟空桧沈海，乃已。贤者因物幸托以不朽，然此三桧，一槁死于道，一沈于海，一仅以免，盖欲为道旁橛株，不可得也。
前辈尝记太宗命待诏蔡裔增琴、阮弦各二，皆以为然，独朱文济执不可。帝怒，屡折辱之。乐成以示文济，终不肯弹，二乐后亦竟废不行。崇宁初，大乐阙征调，有献议请补者，并以命教坊燕乐同为之。大使丁仙现云：“音已久亡，非乐工所能为，不可以意妄增，徒为后人笑。”蔡鲁公亦不喜。蹇授之尝语予，云见元长屡使度曲，皆辞不能，遂使以次乐工为之。逾旬，献数曲，即今《黄河清》之类，而终声不谐，末音寄杀他调。鲁公本不通声律，但果于必为，大喜，亟召众工按试尚书少庭，使仙现在旁听之。乐阕，有得色，问仙现何如，仙现徐前，环顾坐中曰：“曲甚好，只是落韵。”坐客不觉失笑。
郑处诲《明皇杂录》记张曲江与李林甫争牛仙客实封，时方秋，上命高力士以白羽扇赐之，九龄惶恐，作赋以献，意若言明皇以忤旨将废黜，故方秋赐扇以见意。《新书》取载之本传。据《曲江集》赋序云，开元二十四年盛夏，奉敕大将军高力士赐宰相白羽扇，九龄与焉，则非秋赐，且通言宰相，则林甫亦在，非独为曲江而设也。所谓“纵秋气之移夺，终感恩于箧中”者，彼自知仙客之忤，而惧林甫之谗，故因致意尔。不然，帝果将废黜而迫之以扇，不亟引退，犹献赋云云，乃是顾恋不忍去，托祈哀以幸茍容，尚何足为曲江哉？此正君子大节进退，而一言之误，遂使善恶相反，不可不辨。乃知小说记事，茍非耳目所接，安可轻书也。
祖宗故事，进士廷试第一人及制科一任回必入馆，然须用人荐，且试而后除进士，声律固其习，而制科亦多由进士，故皆试诗赋一篇。唯富郑公以茂材异等起布衣，未尝历进士。既召试，乃以不能为诗赋恳辞，诏试策论各一。自是遂为故事，制科不试诗赋，自富公始，至子瞻复不落策，而试论三篇。
人欲常和豫快适，莫若使胸中秋毫无所歉。孟子言“仰不愧天，俯不怍人”为一乐，此非身履之，无以知圣贤之言为不妄也。吾少从峡州一老先生乐君嘉问学，乐君好举东海延笃书语人曰：“笃云‘吾昧爽梳栉，坐于客堂，朝则诵羲文之《易》，虞夏之《书》，历姬旦之典礼，览仲尼之《春秋》。夕则逍遥内阶，咏《诗》南轩，百家众氏，投闲而作，不知天之为盖，地之为舆，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躯。’其所以然者，乃在于自束修以来，为人臣不陷于不忠，为人子不陷于不孝，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因自谓有得于笃者。”今士大夫出入忧患之域，艰险百罹，未尝获伸眉一笑，其间虽或出于非意，然推其故，非得罪于君亲，则必不能无愧于上下之交，茍免此四事，未有不休休然者。童子之所闻，久而后知也。
《归去来辞》云“云无心而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此陶渊明出处大节，非胸中实有此境，不能为此言也。前辈论贾岛《送炭》诗，云“暖得曲身成直身”，盖虽微事，茍出其情，终与摹写仿效牵率而成者异也。今或内实躁忿而故为闲肆之言，内实柔懦而强作雄健之语，虽用尽力，使人读之终无味。杜子美云“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吾尝三复爱之。或曰子美安能至此？是非知子美者。方至德、大历之间，天下鼎沸，士固有不幸罹其祸者，然乘间蹈利窃名取宠亦不少矣。子美闻难间关，尽室远去。及一召用，不得志。卒饥寒，转徙巴峡之间而不悔，终不肯一引颈而西笑，非有不竞迟留之心安能？然耳目所接，宜其了然，自与心会，此固与渊明同一出处之趣也。
杜佑为司徒，年过七十未请老。裴晋公为舍人，因高郢致仕，命辞曰：“以年致仕，抑有前闻。近代寡廉，罕由斯道。”盖讥之也。元祐初，诏起范蜀公为提举万寿观，力辞不至，其表曰：“六十三而致仕，抑有前闻；七十四而复来，岂云得体。”蜀公性真纯，暮年文字尤简直，不甚经意。时文潞公方以太师入为平章军国重事，览之笑曰：“景仁也，不看脚下，知其意不在己也。”
司马温公作独乐园，朝夕燕息其间。已而游嵩山叠石溪而乐之，复买地于旁，以为别馆。然每至不过数日复归，不能常有，故其诗有“暂来还似客，归去不成家”之句。今余既家于此，客至留连，未尝不爱赏，顾恋不能去，而余浩然自以为主，有公之适而无公之恨，岂不快耶？
旧学士院在枢密院之后，其南庑与枢密后廊中分，门乃西向。玉堂本以待乘舆行幸，非学士所得常居，惟礼上之日，得略坐其东，受院吏参谒而已。其后为主廊，北出直集英殿，则所谓北门也。学士仅有直舍，分于门之两旁。每锁院受诏，乃与中使坐主廊。余为学士时，始请辟两直舍，各分其一间，与北门通为三，以照壁限其中，屏间命待诏鲍询画花竹于上，与玉堂郭熙春江晚景屏相配，当时以为美谈。后闻王丞相将明为承旨，太上皇眷爱之厚，乃旁取西省右正言厅以广之，中为殿曰“右文”，则非复余前日所见矣。同时流辈殆尽，为之慨然也。
欧文忠《内制集序》，历记其为学士时事，幸藏其稿，以为退居谈笑之资。略云：“凉竹簟之暑风，曝茅檐之冬日。睡余支枕顾瞻，玉堂如在天上。时览所载，以夸田夫野老。”士大夫争诵之，盖愿欲为公而不可得也。然公屡请得谢归，不及年而薨，未必能偿此志，而余向者辱出公后，亦获挂名于石刻之末，暑风冬日享之此地，乃十有一年，如公所云实饱之矣。但比岁戎马之余，触事兴念，不能尽终前日之志为可恨。每念为学士者不为不多，未必皆知此适。如公知之而不及享，余享之而不得久，则天下如意事，岂易得耶？
晁任道自天台来，以石桥藤杖二为赠，自言亲取于悬崖间，柔韧而轻，坚如束筋。余往自许昌归，得天坛藤杖数十，外圆，实与此不类，而中相若。时余年四十三，足力尚强，聊以为好而非所须，置之室中，不及用，悉为好事者取去。今老矣，行十许步辄一歇，每念之不可复致，而得任道之惠，盖喜不自胜也。门生邵大受复遗淳安木竹杖六，节密而内实，略如天坛藤，间有突起如鹤膝者，非峭劲敌风霜不能尔也。此即赞宁《笋谱》本出钱塘灵隐山，今不知有否，当求其种植之，以为后计。晋人谓许远游健于登陟，不特有胜情，亦有济胜之具。今吾所以济胜者，不求之足，而求之杖，亦安知杖之非吾足乎？若遇远游，当不免一笑，使孔光见之，可免为灵寿之辱也。
欧文忠作范文正神道碑，累年未成。范丞相兄弟数趣之，文忠以书报曰：“此文极难作，敌兵尚强，须字字与之对垒。”盖是时，吕申公客尚众也。余尝于范氏家见此帖，其后碑载初为西帅时与申公释憾事曰：“二公欢然，相约平贼。”丞相得之曰：“无是。吾翁未尝与吕公平也。”请文忠易之，文忠怫然曰：“此吾所目击，公等少年，何从知之？”丞相即自刊去二十馀字，乃入石。既以碑献文忠，文忠却之曰：“非吾文也。”然碑载章献太后朝正事，谓仁宗欲率百官拜殿下，因公争而止。苏明允修因革礼，见此礼实尝行。公亦自知其误，则铭志书事固不容无误，前辈所以不轻许人也。范公忠义，欲以身任社稷，当西方谋帅时，不受命则已，茍任其责，将相岂可不同心？欢然释憾，乃是美事，亦何伤乎？然余观文正奏议，每诉有言，多为中沮不得行。未几，例改授观察使。韩魏公等皆受，而公独辞甚力，至欲自械系以听命，盖疑以俸厚啖之。其后卒以擅答元昊书罢帅夺官，则申公不为无意也。文忠盖录其本意，而丞相兄弟不得不正其末，两者自不妨。惜文忠不能少损益之，解后世之疑，岂碑作于仁宗之末，犹有讳而不可尽言者，是以难之耶？
子瞻《山光寺》诗“野花鸣鸟亦欣然”之句，其辨说甚明，盖为哲宗初即位，闻父老颂美之言而云。神宗奉讳在南京，而诗作于扬州。余尝至其寺，亲见当时诗刻，后书作诗日月。今犹有其本，盖自南京回阳羡时也。始过扬州则未闻讳，既归自扬州，则奉讳在南京，事不相及，尚何疑乎？近见子由作子瞻墓志载此事，乃云公至扬州，常州人为公买田。书至，公喜而作诗，有“闻好语”之句，乃与辨辞异。且闻买田而喜可矣，野花啼鸟何与而亦欣然，尤与本意不类，岂为志时未尝深考而误耶？然此言出于子由，不可有二，以启后世之疑。余在许昌，时志犹未出，不及见，不然当以告迨与过也。
子瞻在黄州，病赤眼，逾月不出。或疑有他疾，过客遂传以为死矣。有语范景仁于许昌者，景仁绝不置疑，即举袂大恸，召子弟具金帛，遣人赒其家。子弟徐言此传闻未审，当先书以问其安否，得实吊恤之未晚。乃走仆以往，子瞻发书大笑，故后量移汝州，谢表有云：“疾病连年，人皆相传为已死。”未几，复与数客饮江上，夜归，江面际天，风露浩然，有当其意，乃作歌辞，所谓“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者，与客大歌数过而散。翌日，喧传子瞻夜作此辞，挂冠服江边，拏舟长啸去矣。郡守徐君猷闻之，惊且惧，以为州失罪人，急命驾往谒，则子瞻鼻鼾如雷，犹未兴也。然此语卒传至京师，虽裕陵亦闻而疑之。
文潞公知成都，偶大雪，意喜之，连夕会客达旦。帐下卒倦于应待，有违言，忿起折其井亭，共烧以御寒。守衙军将以闻，公曰：“今夜诚寒，更有一亭可折，以付余卒。”复饮至常时而罢。翌日，徐问先折亭者何人，皆杖脊配之。
沈翰林文通喜吏事，每觉有疾，药饵未验，亟取难决词状，连判数百纸，落笔如风雨，意便欣然。韩持国喜声乐，遇极暑辄求避，屡徙不如意，则卧一榻，使婢执板缓歌不绝声，展转徐听，或颔首抚掌，与之相应，往往不复挥扇。范德孺喜琵琶，暮年苦夜不得睡，家有琵琶、筝二婢，每就枕，即使杂奏于前，至熟寐，乃方得去。人性固不能无喜好，亦是不能处闲，故必待一物而后遣。余少时苦上气，每作辄不能卧，药饵起居须人乃能办。侍先君官上饶，一日秋晚，游鹅湖，中夕疾作，使令既非素所知，箧中适不以药行，喘懑，顷刻不度。起吹灯，据案，偶见一《易》册，取读数十板，不觉遂平。自是每疾作，辄用此术，多愈于服药，然均不免三公之累也。
前辈作四六，不肯多用全经语，恶其近赋也。然意有适会，亦有不得避者，但不得强用之尔。子瞻作吕申公制云：“既得天下之大老，彼将安归；乃至国人皆曰贤，夫然后用。”气象雄杰，格律超然，固不可及。刘丞相莘老旧以诗赋知名，晚为表章尤温润闲雅。《青州谢上表》云：“虽进退必由其道，每愿学于古人。然功烈如此其卑，终难收于士论。”何伤其用经语也。自大观后，时流争以用经句为工，于是相与裒次排比，预蓄以待问，不问其如何。粗可牵合，则必用之，虽有甚工者，而文气扫地矣。
孙龙图莘老喜读书，晚年病目，乃择卒伍中识字稍解事者二人，使其子端取《西汉》、《左氏》等数书，授以句读，每瞑目危坐室中，命二人更读于旁。终一策则易一人，饮之酒一杯，使退，卒亦自喜不难。今吾虽力屏俗事，然至书帙则习气未除，亦不能遽忘此累。幸左右无此黠者以益其疾，每顾一二村童，殆是良药也。
仙都观在缙云县东四十里，旧传黄帝炼丹其上，今为道观。唐李阳冰为令时，书“黄帝祠宇”四大字尚存。山水奇秀，见之图画，殆不可名状。己酉冬，避地将之处州，道缙云，暂舍于县南之灵峰院。束装欲往游，闻溃兵入境，遽止。其东十里有崇道院，谓之小仙都，一日可往返。兵既退，乃乘间冒微雪过之，时腊已穷矣。迂折行山峡中，两旁壁立，溪水贯其下，多滩濑。遵溪而行，峻厉悍激，与雪相乱，山木搀天，每闻谷中号声，风辄自上下，雪横至击面，仆夫却立，几不得前。既至，山愈险，雪愈猛，溪流益急，旁溪有数石，拔起数百丈，不相倚附，其最大者二，略如人行，俯而相先后，俗名新妇阿家石。望之如玉笋，拥鼻仰视，神观耸然，欲与之俱升。寒甚，不可久留，乃还。至家已入夜，四山晃荡尽白，不能辨道。索酒饮无有，燃松明半车，仅得温。今日热甚，聊为一谈，望梅尚可止渴，闻此当洒然也。
唐制取士用进士、明经二科，本朝初唯用进士，其罢明经不知自何时。仁宗庆历后稍修取士法，患进士诗赋浮浅，不本经术。嘉祐三年始复明经科，而限以间岁取士。旧进士工于诗赋，有声场屋者，往往一时皆莫与之敌。如王沂公、郑毅夫数人取解者，试皆为第一，谓之“三元”。王签书岩叟记问绝人，首应明经，乡贡及南省殿试亦皆第一，复科以来一人而已，谓之“明经三元”。
士大夫作小说，杂记所闻见，本以为游戏，而或者暴人之短，私为喜怒，此何理哉！世传《碧云騢》一卷，为梅圣俞作，皆历诋庆历以来公卿隐过，虽范文正亦不免。议者遂谓圣俞游诸公间，官竟不达，怼而为此以报之。君子成人之美，正使万有一不至，犹当为贤者讳，况未必有实。圣俞贤者，岂至是哉！后闻之乃襄阳魏泰所为，嫁之圣俞也。此岂特累诸公，又将以诬圣俞。欧文忠《归田录》自言以唐李肇为法而少异者，不记人之过恶，君子之用心，当如此也。
国初犹右武，廷试进士，多不过二十人，少或六七人。自建隆至太平兴国二年，更十五榜，所得宰相，毕文简公一人而已。自后太宗始欲广致天下之士，以兴文治。是岁一百九人，遂得吕文穆公为举首，与张仆射齐贤宰相二人。自是取人益广，得士益多。百馀年间，得六人者一榜：杨置榜王岐公、韩康公、王荆公、苏子容、吕晦叔、韩师朴。得四人者一榜：苏参政易简榜李文正、向文简、寇莱公、王魏公，而岐公、康公、荆公皆连名。得三人者四榜：王沂公榜沂公、王文惠、章郇公；刘辉榜刘莘老、章子厚、蔡持正；改科后焦蹈榜徐择之、白蒙亨、郑达夫；毕渐榜杜钦美、唐钦叟、吕元直。中间或一人两人，而刘辉榜刘莘老、章子厚二人，榜亦连名。盖莫多于苏、杨二榜，而王岐公等三人皆第一甲而连名，尤为盛也。
国朝状元为宰相，自吕文穆公蒙正后五十年间，相继得者三人：王沂公、李文定、宋元宪。元宪后，百馀年间未有继者，至靖康元年，何丞相文缜始为之。梓州临潼当两蜀之冲，有庙极灵，凡蜀之举子入贡京师者，必祷于祠下，以问得失，无一不验。文缜尝语余，顷欲谒而忘之。翌旦，行十馀里始悟，亟下马，还望默祷而拜。是夕，梦入庙庭，神在帘中，以诰投帘外授文缜，发视之，略如今之诰，亦有词。文缜犹能成诵，略记有云“朕临轩策士云云，得十人者，今汝褎然为举首云云”，具结衔具所授官。文缜觉而思曰：“今廷试无虑五百人，而言十人，殆以是戏我耶？”既唱名，果为魁，而第一甲傅嵩卿以南省魁升附前甲末，始悟“十人”谓第一甲也，其所授官与诰略同。文缜又言尝询他日，历历具告而不肯言。然为相不久，遂委身沙漠，亦尝预知之否耶？
本朝官称，初无所依据，但一时造端者自为，后遂因之不改。观文、资政殿皆有大学士，观文称大观文，而资政称大资，此何理耶？宣和间，蔡居安除宣和殿大学士，从资政学士称大宣，是时方重道术，驺唱声于路，听者讹为大仙，人以为笑，遂改为大学士。学士有三，而此独以大名，又何以别耶？龙图阁学士旧谓之老龙，但称龙阁。宣和以前，直学士、直阁同为称，未之有别也。末年，陈亨伯为发运使，以捕方贼功进直学士，佞之者恶其下同直阁，遂称龙学，于是例以为称。而显谟阁直学士、徽猷阁直学士欲效之，而难于称谟学、猷学，乃易为阁学。阁学士有三，亦何以别耶？然阶官皆二字，而中大夫独一字，举世称中大不以为非，则大学、阁学，亦何足怪也。
古者举大事，皆避月晦，说者以阴之穷为讳。《春秋》晋楚鄢陵之战，特书“甲午晦”以见讥，鲁震夷伯之庙，书“乙卯晦”以见异，是也。南郊必用冬至之日，周礼也。皇祐四年，当郊而日至适在晦，宋元宪公为相，预以为言，遂改为明堂，议者以为得体。有国信不可无儒臣。艺祖四年郊，日至亦在晦，先无知之者，至期窦俨始上闻，不得已，乃用十六日甲子。非日至而郊，惟此一举，讲之不素也。
晏元宪公虽早富贵，而奉养极约，惟喜宾客，未尝一日不燕饮。而盘馔皆不预办，客至，旋营之。顷有苏丞相子容，尝在公幕府，见每有嘉客必留，但人设一空案、一杯。既命酒，果实蔬茹渐至，亦必以歌乐相佐，谈笑杂出。数行之后，案上已灿然矣。稍阑，即罢遣歌乐曰：“汝曹呈艺已遍，吾当呈艺。”乃具笔札，相与赋诗，率以为常。前辈风流，未之有比。
晏元宪平居书简及公家文牒，未尝弃一纸，皆积以传书。虽封皮亦十百为沓，暇时手自持熨斗，贮火于旁，炙香匙亲熨之，以铁界尺镇案上。每读得一故事，则书以一封皮，后批门类，按书吏传录，盖今类要也。王莘乐道尚有数十纸，余及见之。
赵清献公自钱塘告老归，钱塘州宅之东消暑堂之后，旧据城
避暑录话
《避暑录话》由北宋末年叶梦得所撰，两江总督采进本，二卷，250条。本书多记北宋时期的朝野杂事，考证经史、地理、诗文、典章制度等方面的内容也较多。由于作者学识渊博，藏书丰富，通悉古今，故所考辨的诸问题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历来为文史学者所重视。但因作者在北宋末与蔡京有一定瓜葛，故书中所论，亦有未尽公允之处。所记宋代轶事，亦有不少珍闻，如记平山堂的景观、南北宋之际的社会动乱等，均较为翔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