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公将东游,问于管仲曰:我游犹轴转斛,南至瑯邪。司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谓也?管仲对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农事之不本者,谓之游。秋出,补人之不足者,谓之夕。夫师行而粮食其民者,谓之亡。从乐而不反者,谓之荒。先王有游夕之业于人,无亡荒之行于身。”桓公退再拜命曰:“宝法也。”管仲复于桓公曰:“无翼而飞者声也,无根而固者情也,无方而富者生也,公亦固情谨声,以严尊生。此谓道之荣。桓公退。再拜,请若此言。管仲复于桓公曰:“任之重者莫如身,涂之畏者莫如口,期而远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涂至远期。唯君子乃能矣。”桓公退,再拜之曰:“夫子数以此言者教寡人。”管仲对曰:“滋味动静,生之养也。好恶喜怒哀乐,生之变也。聪明当物,生之德也。是故圣人齐滋味而时动静,御正六气之变。禁止声色之淫。邪行亡乎体,违言不存口。静无定生,圣也。仁从中出,义从外作。仁故不以天下为利,义故不以天下为名。仁故不代王,义故七十而致政。是故圣人上德而下功,尊道而贱物。道德当身故不以物惑。是故,身在草茅之中,而无慑意,南面听天下,而无骄色。如此,而后可以为天下王。所以谓德者。不动而疾,不相告而知,不为而成,不召而至,是德也。故天不动,四时下,而万物化;君不动,政令陈下,而万功成;心不动,使四肢耳目,而万物情。寡交多亲,谓之知人。寡事成功,谓之知用。闻一言以贯万物,谓之知道。多言而不当,不如其寡也。博学而不自反,必有邪。孝弟者,仁之祖也。忠信者,交之庆也。内不考孝弟,外不正忠信,泽其四经而诵学者,是亡其身者也。”

  桓公明日弋在廪,管仲隰朋朝,公望二子,弛弓脱釬,而迎之曰:“今夫槛鹄春北而秋南,而不失其时,夫唯有羽翼以通其意于天下乎?今孤之不得意于天下,非皆二子之忧也。”桓公再言,二子不对,桓公曰:“孤既言矣,二子何不对乎?”管仲对曰:“今夫人患劳,而上使不时,人患饥,而上重敛焉。人患死,而上急刑焉,如此,而又近有色,而远有德。虽槛鹄之有翼,济大水之有舟楫也,其将若君何?”桓公蹙然逡遁。管仲曰:“昔先王之理人也,盖人患劳,而上使之以时,则人不患劳也。人患饥,而上薄敛焉,则人不患饥矣。人患死,而上宽刑焉,则人不患死矣。如此,而近有德而远有色,则四封之内,视君其犹父母邪,四方之外,归君其犹流水乎。公辍射援绥而乘,自御,管仲为左,隰朋参乘,朔三日,进二子于里官。再拜顿首曰:“孤之闻二子之言也,耳加聪而视加明,于孤不敢独听之,荐之先祖。”管仲隰朋再拜顿首曰:“如君之王也,此非臣之言也,君之教也。”于是管仲与桓公盟誓为令曰:“老弱勿刑。参宥而后弊,关箭而不正市正而不布。林梁泽,以时禁发,而不正也。”草封泽盐者之归之也譬若市人。三年教人,四年选贤以为长,五年始兴车践乘,遂南伐楚,门傅施城。北伐山戎,出冬葱与戎叔,布之天下,果三匡天子而九合诸侯。

  桓公外舍,而不鼎馈。中妇诸子谓宫人盍不出从乎?君将有行,宫人皆出从。公怒曰:“庸谓我有行者?”宫人曰:“贱妾闻之中妇诸子。”公召中妇诸子曰:“女焉闻吾有行也?”对曰:“妾人闻之,君外舍而不鼎馈,非有内忧,必有外患。今君外舍而不鼎馈,君非有内忧也,妾是以知君之将有行也。”公曰:“善!此非吾所与女及也。而言乃至焉,吾是以语女。吾欲致诸侯而不至,为之奈何?”中妇诸子曰:“自妾之身之不为人持接也,未尝得人之布织也。意者更容不审耶?”明日,管仲朝,公告之,管仲曰:“此圣人之言也,君必行也。”

  管仲寝疾,桓公往问之曰:“仲父之疾甚矣,若不可讳也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将安移之?”管仲未对。桓公曰:“鲍叔之为人何如?”管子对曰:“鲍叔君子也,千乘之国,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虽然,不可以为政,其为人也,好善而恶恶已甚,见一恶终身不忘。”桓公曰:“然则庸可?”管仲对曰:“隰朋可,朋之为人,好上识而下问,臣闻之,以德予人者,谓之仁;以财予人者,谓之良;以善胜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养人者,未有不服人者也。于国有所不知政,于家有所不知事,则必朋乎。且朋之为人也,居其家不忘公门,居公门不忘其家,事君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举齐国之币。握路家五十室,其人不知也,大仁也哉,其朋乎!”公又问曰:“不幸而失仲父也,二三大夫者,其犹能以国宁乎?”管仲对曰:“君请矍已乎,鲍叔牙之为人也好直,宾胥无之为人也好善,宁戚之为人也能事,孙在之为人也善言。”公曰:“此四子者,其庸能一人之上也?寡人并而臣之,则其不以国宁,何也。”对曰:“鲍叔之为人也好直,而不能以国诎,宾胥无之为人也好善,而不能以国诎。宁戚之为人也能事,而不能以足息。孙在之为人也善言,而不能以信默臣闻之,消息盈虚,与百姓诎信,然后能以国宁,勿已者,朋其可乎!朋之为人也,动必量力,举必量技。”言终,喟然而叹曰:“天之生朋,以为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哉?”管仲曰:“夫江黄之国近于楚,为臣死乎,君必归之楚而寄之。君不归,楚必私之,私之而不救也,则不可,救之,则乱自此始矣。”桓公曰:“诺。”管仲又言曰:“东郭有狗啀啀,旦暮欲啮我,猳而不使也,今夫易牙,子之不能爱,将安能爱君?君必去之。”公曰:“诺。”管子又言曰:“北郭有狗啀啀,旦暮欲啮我,猳而不使也,今夫竖刁,其身之不爱,焉能爱君,君必去之。”公曰:“诺。”管子又言曰:“西郭有狗啀啀,旦暮欲啮我,猳而不使也,今夫卫公子开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是所愿也得于君者,将欲过其千乘也,君必去之。”桓公曰:“诺。”管子遂卒。卒十月,隰朋亦卒。桓公去易牙竖刁卫公子开方。五味不至,于是乎复反易牙。宫中乱,复反竖刁。利言卑辞不在侧,复反卫公子开方。桓公内不量力,外不量交,而力伐四邻。公薨,六子皆求立,易牙与卫公子,内与竖刁,因共杀群吏而立公子无亏,故公死七日不敛,九月不葬,孝公奔宋,宋襄公率诸侯以伐齐,战于甗,大败齐师,杀公子无亏,立孝公而还。襄公立十三年,桓公立四十二年。

翻译注释

      桓公准备东游,问管仲说:“我这次出游,想要东起之罘,南至琅邪。司却提出意见说,也要象先王的出游一样。这是什么意思呢?”管仲回答说:“先王的出游,春天外出,调查农事上经营有困难的,叫作‘游’;秋天外出,补助居民中生活有不足的,叫做‘夕’。那种人出行而吃喝老百姓的,则叫作‘亡’;尽情游乐而不肯回来的,则叫作‘荒’。先王对人民有游、夕的事务,自己却从没有荒、亡的行为。”桓公退后拜谢说:“这是宝贵的法度。”管仲又对桓公说:“没有羽翼而能飞的是语言,没有根底而能巩固的是感情,没有地位而尊贵的是心性。您也应巩固感情,谨慎言语,以严守尊贵的心性。这就叫道的发扬。”桓公退而表示感谢说;“愿从此教。”管仲又对桓公说:“负担重莫如身体,经历险莫如口舌,时间长莫如年代。负重任,行险路,长期坚持,唯君子才能做到。”桓公退后再拜说:“夫子快把这方面的言论教给我。”管仲回答说:“饮食作息,是心性的保养;好恶、喜怒、哀乐,是心性的变化;聪明处事,是心性的德能。因此,圣人总是调节饮食而安排作息,控制六气的变化,禁止声色的侵蚀,身上没有邪僻的行为,口中没有背理的言论,静静地安定着心性,这就是所谓圣人。仁是从心里发出的,义是在外面实行的。仁,所以不利用天下谋私利;义,所以不利用天下猎私名。仁,所以不肯取代他人而自立为王;义,所以年到七十而交出政务。因此,圣人总是以德为上而功业在下,重视道而贱视物利。道德在身,所以不被物利所诱惑。因此,即使身在茅舍之中,也毫无惧色;坐南面而治天下,也没有骄傲之态。这然后才可以成为天下之王者。其所以叫作有德,就是不必发动,人们也知有所努力;不用言语,人们也能够理解;不自为,事情也能成;不召唤,人们也能到。这就是德的作用。所以,天不用动,经过四时的运行,下面就万物化育;君不用动,经过政令的发布,下面就万事成功;心不用动,经过四肢耳目的使用,万事万物都感知其意图。交游少而亲者多的,叫作知人。用力少而成效好的,叫作会办事。听一言就能够贯通万物的,叫作懂得道。多言而不得当,不如少言;博学而不会反省,一定产生邪恶。孝悌是仁的根本,忠信是交游的凭借。内不思考孝悌,外不正行忠信,离开这四条原则而空谈学问,是会自亡其身的。”

      第二天,桓公在米仓附近射猎,管仲、隰朋同来朝见。桓公看到两人以后,收弓脱铠而迎上去说:“那些鸿鹄,春天北飞秋天南去而不误时令,还不是因为两只翅膀的帮助才能在天下畅意飞翔么?现在我不得意于天下,难道不是你们两位的忧虑么?”桓公又说一遍,两人都没有回答。桓公说:“我既说了,两位怎么不回答呢?”管仲回答说:“现在人民忧虑劳苦,而国君却不断的使役他们;人民忧虑饥饿,而国君却加重他们的赋税;人民忧虑死,而国君却加紧用刑。这样,再加上亲近女色,疏远有德之士,虽然像鸿鹄之有双翼,过河之有舟揖,对国君能有什么作用呢?”桓公谦恭局促不知所措。管仲说:“从前先壬治理人民,看人民忧虑劳苦,国君就限定时间使役,人们就不忧虑劳苦了;见人民忧虑饥饿,国君就轻收赋税,人民就不忧虑饥饿了;见人民忧虑死,国君就宽缓用刑,人民就不忧虑死了。这样,再加上亲近有德行的人而远女色,那么,四境之内,对待君主就像父母一样;四境之外,归附君就象流水一般了!”桓公立刻中止打猎,拉着车绳上车了。他亲自驾车,管仲坐在左边,隰朋在右边陪乘。他斋戒三天以后,把两人接进供俸祖先的庙堂里,顿首拜谢说:“我听到你们两值的话,耳更加聪,目更加明了,我不敢自己独听这些话,要同时推荐给先祖也听到。”管仲、隰朋顿首拜谢说:“有像您这样的国君,这些话不能算是我们的言论,而应该归之于您的教导。”于是,管仲与桓公宣誓下令说:“老弱不处刑,犯罪者经过三次宽赦以后再治罪。关卡只稽查而不征税,市场只设官而不收钱,山林水泽,按时封禁和开放而不征赋税。”结果垦草成封,就泽而盐的人们,其归附之众,象集市一样。用三年训练人民,第四年,选拔贤能以配备官吏,第五年开始出动兵车。南伐楚国,靠近方城。又北伐山戎,拿出冬葱与胡豆等物,播于天下。果然成就了三次匡扶天子而九次召集诸侯的霸业。

      桓公曾在外面住宿而没有列鼎进食,内官中妇诸子对宫女说:“你们还不出来侍从么?君王将要外出了。”宫女们都出来侍从桓公。桓公发怒说:“谁说我要外出的?”宫女们说:“我们是听中妇诸子讲的。”桓公把中妇诸子召来说:“你怎么知道我要外出呢?”回答说:“据我所知,您凡出宿于外而不列鼎进食,不是有内忧,就是有外患。现在您出宿外舍而不列鼎进食,既然没有内忧,所以我知道您一定将要外出了。”桓公说:“好,这本来不是我要说给你的,但你的话却说到这里了,所以我就告诉你吧。我想召集各国诸侯,而人家不到,该怎么办呢?”中妇诸子回答说:“我本人不去作服侍别人的事,别人也就不会给我做衣服。是不是您还有使诸侯不至的原由在内呢?”第二天,管仲上朝,桓公把这事告诉了他。管仲说:“这真是圣人的话,您必须照着办。”

      管仲卧病,桓公去慰问,说:“仲父的病很重了,这是无需讳言的。设不幸而此病不愈,国家大政我将转托给谁呢?”管仲没有回答。桓公说:“鲍叔的为人怎样?”管仲回答说:“鲍叔是个君子。即使千辆兵车的大国,不以其道送给他,他都不会接受的。但是,他不可托以国家大政。他为人好善,但憎恶恶人太过分,见一恶终身不忘。”桓公说:“那么谁行?”管仲回答说:“隰朋行。隰朋的为人,有远大眼光而又虚心下问。我认为,给人恩惠叫作仁,给人财物叫作良。用做好事来压服人,人们也不会心服;用做好事来薰陶人,人们没有不心服的。治国有有所不管的政务,治家有有所不知的家事,这只有隰朋能做到。而且,隰朋为人,在家不忘公事,在公也不忘私事;事君没有二心,也不忘其自身。他曾用齐国的钱,救济过路难民五十多户,而受惠者不知道是他。称得上大仁的,还不是隰朋么?”桓公又问说:“我不幸而失去仲父,各位大夫还能使国家安宁么?”管仲回答说:“请您衡量一下本国吧!鲍叔牙的为人,好直;宾胥无的为人,好善;宁戚的为人,能干;曹孙宿的为人,能说。”桓公说:“这四人,谁能得到一个?他们都是上等人材。现在我全都使用,还不能使国家安宁,那是什么原故呢?”回答说:“鲍叔的为人好直,但不能为国家而牺牲其好直;宾胥无的为人好善,但不能为国家而牺牲其好善;宁戚的为人能干,但不能适可而止;曹孙宿的为人能说,但不能取信以后就及时沉默。据我所知,按照消长盈亏的形势,与百姓共屈伸,然后能使国家安宁长久的,还不是隰朋才行么?隰朋为人,行动一定估计力量,举事一定考虑能力。”管仲讲完话,深叹一气说:“上天生下隰朋,本是为我作‘舌’的,我身子死了,舌还能活着么?”管仲还说:“江、黄两个国家,离楚很近,如我死了,您一定要把它们归还给楚国。您如不归还,楚国一定要吞并。他吞并而我不救,那不对;要去救,祸乱就从此开始了。”桓公说:“好。”管仲又说道:“东城有一只狗,动唇露齿,一天到晚,准备咬人,是我用木枷枷住而没有使它得逞。现在的易牙,自己的儿子都不爱,怎么能爱君?您一定要去掉他。”桓公说:“好。”管子又说道:“北城有一只狗,动唇露齿,一天到晚准备咬人,是我用木枷枷住而没有使之得逞。现在的竖刁,自己的身体都不爱,怎能爱君?您一定要去掉他。”桓公说:“好。”管子又说道:“西城有一只狗,动唇露齿,一天到晚准备咬人,是我用木枷枷住而没有使它得逞。现在的卫公子开方,弃掉千乘之国的太子来臣事于您。这就说明他的欲望是:从您身上得到的,将远超过一个千乘的国家。您一定去掉他。”桓公说:“好。”管子死了。死后十个月,隰朋也死了。桓公免去易牙、竖刁和卫公子开方。但由于吃东西五味不佳,于是又把易牙召回来;由于宫中乱,又召回竖刁;由于没有甘言蜜语在身边,又召回卫公子开方。桓公内不量国力,外不计国交,而征伐四邻。桓公死后,六子都求立为君。易牙和开方勾结竖刁,共杀百官,拥立公子无亏。所以,桓公死后六十七天没有入殓,九个月没有安葬。齐孝公跑到宋国,宋襄公率诸侯伐齐,战于甗地,大败齐军,杀掉公子无亏,立了齐孝公而回。宋襄公共立十三年,齐桓公立四十二年。

管子
    管子》基本上是稷下道家推尊管仲之作的集结。即以此为稷下之学的管子学派。《汉书·艺文志》将其列入子部道家类,《隋书·经籍志》列入法家类。《四库全书》将其列入子部法家类。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说:《管子》,道家之言也。据中国日本学者统计《管子》全书几乎各篇都有《老子》的语言片段与哲学思想。内容博大精深,大约成书于春秋战国(前475~前221)至秦汉时期,汉初有86篇﹐今本实存76篇﹐其馀10篇仅存目录。包括儒家、法家、阴阳家、名家、兵家和农家的观点,其中以黄老道家著作最多,其次法家著作18篇,其余各家杂之,其中的法家思想是道家影响下的法家思维。 管子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政治家、军事家、道法家。集中体现于《管子》一书。是书篇幅宏伟,内容复杂,思想丰富。如《牧民》、《形势》等篇讲霸政法术;《侈靡》、《治国》等篇论经济生产,此亦为《管子》精华,可谓齐国称霸的经济政策;《七法》、《兵法》等篇言兵法;《宙合》、《枢言》等篇谈哲学及阴阳五行等;其余如《大匡》、《小匡》、《戒》、《弟子职》、《封禅》等为杂说。《管子》是研究我国古代特别是先秦学术文化思想的重要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