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坟五典之说，九流百氏之言，并理在人区，而义兼天外。至於一乘二谛之原，三明六通之旨，西域备详，东土靡记。自项日感梦，满月流光，阳门饰豪眉之象，夜台图绀发之形，迩来奔竞，其风遂广。至於晋室永嘉，唯有寺四十二所。逮皇魏受图，光宅嵩洛，笃信弥繁，法教愈盛。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屣，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於是招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摹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岂直木衣绨绣，土被朱紫而已哉！暨永熙多难，皇舆迁邺，诸寺僧尼，亦与时徙。至武定五年，岁在丁卯，余因行役，重览洛阳。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於荒阶，山鸟巢於庭树。游儿牧竖，踯躅於九逵；农夫耕老，艺黍於双阙。麦秀之感，非独殷墟；黍离之悲，信哉周室！京城表里，凡有一千馀寺，今日寥廓，钟声罕闻。恐后世无传，故撰斯记。然寺数最多，不可遍写，今之所录，止大伽蓝。其中小者，取其详异，世谛俗事，因而出之。先以城内为始，次及城外，表列门名，以记远近，凡为五篇。余才非著述，多有遗漏，后之君子，详其阙焉。
太和十七年，高祖迁都洛阳，诏司空公穆亮营造宫室，洛阳城门依魏晋旧名。
东面有三门：
北头第一门，曰“建春门”。
汉曰“上东门”。阮籍诗曰：“步出上东门”，是也。魏、晋曰“建春门”，高祖因而不改。
次南曰“东阳门”。
汉曰“中东门”。魏晋曰“东阳门”，高祖因而不改。
次南曰“青阳门”。
汉曰“望京门”。魏晋曰“清明门”，高祖改为“青阳门”。
南面有四门。
东头第一门，曰“开阳门”。
初，汉光武迁都洛阳，作此门始成，而未有名，忽夜中有柱自来在楼上。后琅琊郡开阳县上言南门一柱飞去，使来视之，则是也。遂以“开阳“为名。自魏及晋，因而不改，高祖亦然。
次西曰“平昌门”。
汉曰“平门”。魏晋曰“平昌门”，高祖因而不改。
次西曰“宣阳门“。
汉曰“小苑门”。魏晋曰“宣阳门”，高祖因而不改。
次西曰“津阳门”。
汉曰“津门”。魏晋曰“津阳门”，高祖因而不改。
西面有四门。
南头第一门，曰“西明门”。
汉曰“广阳门”。魏晋因而不改，高祖改为“西明门”。
次北曰“西阳门”。
汉曰“雍门“。魏晋曰“西明门“，高祖改为“西阳门”。
次北曰“阊阖门”。
汉曰“上西门”。上有铜璇玑玉衡，以齐七政。魏晋曰“阊阖门”，高祖因而不改。
次北曰“承明门”。
承明者，高祖所立，当金墉城前东西大道。迁京之始，宫阙未就，高祖住在金墉城，城西有王南寺，高祖数诣寺与沙门论议，故通此门，而未有名，世人谓之新门。时王公卿士常迎驾於新门，高祖谓御史中尉李彪曰：“曹植诗云：谒帝承明庐。此门宜以承明为称。”遂名之。
北面有二门。
西头曰“大夏门”。
汉曰“夏门”，魏晋曰“大夏门“。高祖因而不改。宣武帝造三层楼，去地二十丈。洛阳城门楼皆两重，去地百尺，惟大夏门甍栋干云。
东头曰“广莫门”。
汉曰“穀门”。魏晋曰“广莫门”，高祖因而不改。自广莫门以西，至於大夏门，宫观相连，被诸城上也。
一门有三道，所谓九轨。
洛阳伽蓝记
《洛阳伽蓝记》简称《伽蓝记》，是中国古代佛教史籍。是东魏迁都邺城十余年后，抚军司马杨炫之重游洛阳，追记劫前城郊佛寺之盛，概况历史变迁写作的一部集历史、地理、佛教、文学于一身的历史和人物故事类笔记，成书于公元547年（东魏武定五年）。后世将《洛阳伽蓝记》与郦道元的《水经注》、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并称为中国北朝时期的三部杰作。
《洛阳伽蓝记》在历代正史的“艺文志”中皆有著录，但其祖本早已佚失。现所见的《洛阳伽蓝记》都为以宋刻本为祖本，源流颇杂。《四库全书》将其列入史部地理类。
对于该书的研究自20世纪以来已取得不少成果，特别是文学、史学、城市规划建筑等方面。一般认为，在宗教佛学、中古文学、语言学、中外文化交流史等领域，本书尚有不小的研究空间。在传播影响上，《洛阳伽蓝记》早有日、韩、英等若干语种译本，在国际汉学界有一定的地位。
此外，音乐人方文山、周杰伦以其为背景创作演绎的歌曲《烟花易冷》流传一时，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该书影响力。
《洛阳伽蓝记》是一部集历史、地理、佛教、文学于一身的名著，在《四库全书》将其列入史部地理类，简称《伽蓝记》，为北魏人杨炫之[1]所撰，成书于东魏孝静帝时。书中历数北魏洛阳城的伽蓝（佛寺），分城内、城东、城西、城南、城北五卷叙述，对寺院的缘起变迁、庙宇的建制规模及与之有关的名人轶事、奇谈异闻都记载详核。与郦道元《水经注》一同，历来被认为是北朝文学的双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