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珪
张珪，字公端，弘范之子也。少能挽强命中，尝从其父出林中，有虎，珪抽矢直前，虎人立，洞其喉，一军尽哗。至元十六年，弘范平广海，宋礼部侍郎邓光荐将赴水死，弘范救而礼之，命珪受学。光荐尝遗一编书，目曰《相业》，语珪曰：“熟读此，后必赖其用。”师还，道出江淮，珪年十六，摄管军万户。十七年，真拜昭勇大将军、管军万户，佩其父虎符，治所统军，镇建康。未几，弘范卒，丧毕，世祖召见，亲抚之。奏曰：“臣年幼，军事重，聂祯者，从臣父、祖，久历行阵，幸以副臣。”帝叹曰：“求老成自副，常儿不知出此。”厚赐而遣之，遍及其从者。十九年，太平、宣、徽群盗起，行省檄珪讨之，士卒数为贼所败，卒有杀民家豕而并伤其主者，珪曰：“此军之所以败也。”斩其卒，悉平诸盗。
二十九年，入朝。时朝廷言者谓天下事定，行枢密院可罢；江浙行省参知政事张瑄，领海道，亦以为言。枢密副使暗伯问于珪，珪曰：“见上当自言之。”召对，珪曰：“纵使行院可罢，亦非瑄所宜言。”遂得不罢。命为枢密副使。太傅月儿鲁那演言：“珪尚少，姑试以佥书，果可大用，请俟他日。”帝曰：“不然，是家为国灭金、灭宋，尽死力者三世矣，而可吝此耶！”拜镇国上将军、江淮行枢密副使。
成宗即位，行院罢。大德三年，遣使巡行天下，珪使川、陕，问民疾苦，赈恤孤贫，罢冗官，黜贪吏。还，擢江南行御史台侍御史，换文阶中奉大夫，迁浙西肃政廉访使。劾罢郡长吏以下三十馀人、府史胥徒数百，征赃巨万计。珪得盐司奸利事，将发之。事干行省，有内不自安者，欲以危法中珪，赂遗近臣，妄言珪有厌胜事，且沮盐法。帝遣官杂治之，得行省大小吏及盐官欺罔状，皆伏罪。召珪拜佥枢密院事，入见，赐只孙冠服侍宴，又命买宅以赐，辞不受。拜江南行台御史中丞，因上疏，极言天人之际、灾异之故，其目有修德行、广言路、进君子、退小人、信赏必罚、减冗官、节浮费，以法祖宗成宪，累数百言。劾大官之不法者，不报；并及近侍之荧惑者，又不报。遂谢病归。久之，拜陕西行台中丞，不赴。
武宗即位，召拜太子谕德。未数日，拜宾客，复拜詹事，辞不就。尚书省立，中外汹汹，中丞久阙，方议择人，仁宗时在东宫，曰：“必欲得真中丞，惟张珪可。”即日召拜中丞。至大四年，帝崩，仁宗将即位，廷臣用皇太后旨，行大礼于隆福宫，法驾已陈矣，珪言：“当御大明殿。”御史大夫止之曰：“议已定，虽百奏无益。”珪曰：“未始一奏，讵知无益！”入奏，帝悟，移仗大明。既即位，赐只孙衣二十袭、金带一。帝尝亲解衣赐珪，明日复召，谓之曰：“朕欲赐卿宝玉，非卿所欲。”以帨拭面额，纳诸珪怀，曰：“朕泽之所存，朕心之所存也。”
皇庆元年，拜荣禄大夫、枢密副使。徽政院使失列门请以洪城军隶兴圣宫，而己领之，以上旨移文枢密院，众恐惧承命，珪固不署，事遂不行。延祐二年，拜中书平章政事，请减烦冗还有司，以清政务，得专修宰相之职，帝从之，著为令。教坊使曹咬住拜礼部尚书，珪曰：“伶人为宗伯，何以示后世！”力谏止之。皇太后以中书右丞相铁木迭儿为太师，万户别薛参知行省政事，珪曰：“太师论道经邦，铁木迭儿非其人，别薛无功，不得为外执政。”车驾度居庸，失列门传皇太后旨，召珪切责，杖之。珪创甚，舆归京师，明日遂出国门。珪子景元掌符玺，不得一日去宿卫，至是，以父病笃告，遽归。帝惊曰：“乡别时，卿父无病。”景元顿首涕泣，不敢言。帝不怿，遣参议中书省事换住往赐之酒，遂拜大司徒，谢病家居。继丁母忧，庐墓寝苫啜粥者三年。六年七月，帝忆珪生日，赐上尊、御衣。
至治二年，英宗召见于易水之上曰：“四世旧臣，朕将畀卿以政。”珪辞归。遣近臣设醴。丞相拜住问珪曰：“宰相之体何先？”珪曰：“莫先于格君心，莫急于广言路。”是年冬，起珪为集贤大学士。先是，铁木迭儿既复为丞相，以私怨杀平章萧拜住、御史中丞杨朵儿只、上都留守贺伯颜，大小之臣，不能自保。会地震风烈，敕廷臣集议弭灾之道，珪抗言于坐曰：“弭灾，当究其所以致灾者。汉杀孝妇，三年不雨；萧、杨、贺冤死，非致沴之端乎！死者固不可复生，而情义犹可昭白，毋使朝廷终失之也。”又拜中书平章政事，侍宴万寿山，赐以五带。
三年秋八月，御史大夫铁失既行杀逆，夜入都门，坐中书堂，矫制夺执符印，珪密疏言：“贼党罪不可逭。”既皆伏诛，铁木迭儿之子治书侍御史锁南，独议远流，珪曰：“于法，强盗不分首从，发冢伤尸者亦死。锁南从弑逆，亲斫丞相拜住臂，乃欲活之耶！”遂伏诛。盗窃仁庙神主，时参知政事马剌兼领太常礼仪使，当迁左丞，珪曰：“以参政迁左丞，姑曰叙进。而太常奉宗祏不谨，当待罪，而反迁官，何以谢在天之灵！”命遂不下。
泰定元年六月，车驾在上都。先是，帝以灾异，诏百官集议，珪乃与枢密院、御史台、翰林、集贤两院官，极论当世得失，与左右司员外郎宋文瓒诣上都奏之。其议曰：
国之安危，在乎论相。昔唐玄宗前用姚崇、宋璟则治，后用李林甫、杨国忠，天下骚动，几致亡国。虽赖子仪诸将，效忠竭力，克复旧物，然自是藩镇纵横，纪纲亦不复振矣。良由李林甫妒害忠良，布置邪党，奸惑蒙蔽，保禄养祸所致，死有余辜。如前宰相铁木迭儿，奸狡险深，阴谋丛出，专政十年。凡宗戚忤己者，巧饰危间，阴中以法，忠直被诛窜者甚众。始以赃败，谄附权奸失列门，及嬖幸也里失班之徒，苟全其生，寻任太子太师。未几，仁宗宾天，乘时幸变，再入中书。当英庙之初，与失列门等恩义相许，表里为奸，诬杀萧、杨等，以快私怨。天讨元凶，失列门之党既诛，坐要上功，遂获信任，诸子内布宿卫，外据显要，蔽上抑下，杜绝言路，卖官鬻狱，威福己出，一令发口，上下股栗，稍不附己，其祸立至，权势日炽，中外寒心。由是群邪并进，如逆贼铁失之徒，名为义子，实其腹心，忠良屏迹，坐待收系。先帝悟其奸恶，仆碑夺爵，籍没其家，终以遗患，构成弑逆。其子锁南，亲与逆谋，所由来者渐矣，虽剖棺戮尸，夷灭其家，犹不足以塞责。今复回给所籍家产，诸子尚在京师，夤缘再入宿卫。世祖时，阿合马贪残败事，虽死犹正其罪，况如铁木迭儿之奸恶者哉！臣等议：宜遵成宪，仍籍铁木迭儿家产，远窜其子孙外郡，以惩大奸。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所以明纲常、别上下也。铁失之党，结谋弑逆，君相遇害，天下之人，痛心疾首，所不忍闻。比奉旨：“以铁失之徒既伏其辜，诸王按梯不花、孛罗、月鲁铁木儿、曲吕不花、兀鲁思不花，亦已流窜，逆党胁从者众，何可尽诛。后之言事者，其勿复举。”臣等议：古法，弑逆，凡在官者杀无赦。圣朝立法，强盗劫杀庶民，其同情者犹且首从俱罪，况弑逆之党，天地不容，宜诛按梯不花之徒，以谢天下。
《书》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无有作福作威，臣而有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国。盖生杀与夺，于子之权，非臣下所得盗用也。辽王脱脱，位冠宗室，居镇辽东，属任非轻，国家不幸，有非常之变，不能讨贼，而乃觊幸赦恩，报复仇忿，杀亲王妃主百余人，分其羊马畜产，残忍骨肉，盗窃主权，闻者切齿。今不之罪，乃复厚赐放还，仍守爵土，臣恐国之纪纲，由此不振。设或效尤，何法以治！且辽东地广，素号重镇，若使脱脱久居，彼既纵肆，将无忌惮，况令死者含冤，感伤和气！臣等议：累朝典宪，闻赦杀人，罪在不原，宜夺削其爵土，置之他所，以彰天威。
刑以惩恶，国有常宪。武备卿即烈，前太尉不花，以累朝待遇之隆，俱致高列，不思补报，专务奸欺，诈称奉旨，令鹰师强收郑国宝妻古哈，贪其家人畜产，自恃权贵，莫敢如何。事闻之官，刑曹逮鞫服实，竟原其罪。辇毂之下，肆行无忌，远在外郡，何事不为！夫京师天下之本，纵恶如此，何以为政！古人有言，一妇衔冤，三年不雨，以此论之，即非细务。臣等议：宜以即烈、不花付刑曹鞫之。
中卖宝物，世祖时不闻其事，自成宗以来，始有此弊。分珠寸石，售直数万，当时民怀愤怨，台察交言。且所酬之钞，率皆天下生民膏血，锱铢取之，从以捶挞，何其用之不吝！夫以经国有用之宝，而易此不济饥寒之物，又非有司聘要和买，大抵皆时贵与斡脱中宝之人，妄称呈献，冒给回赐，高其直且十倍，蚕蠹国财，暗行分用。如沙不丁之徒，顷以增价中宝事败，且存吏牍。陛下即位之初，首知其弊，下令禁止，天下欣幸。臣等比闻中书乃复奏给累朝未酬宝价四十余万锭，较其元直，利已数倍，有事经年远者三十余万锭，复令给以市舶番货，计今天下所征包银差发，岁入止十一万锭，已是四年征入之数，比以经费弗足，急于科征。臣等议：番舶之货，宜以资国用、纾民力，宝价请俟国用饶给之日议之。
太庙神主，祖宗之所妥灵，国家孝治天下，四时大祀，诚为重典。比者仁宗皇帝、皇后神主，盗利其金而窃之，至今未获。斯乃非常之事，而捕盗官兵，不闻杖责。臣等议：庶民失盗，应捕官兵，尚有三限之法；监临主守，倘失官物，亦有不行知觉之罪。今失神主，宜罪太常，请拣其官属免之。
国家经赋，皆出于民，量入为出，有司之事。比者建西山寺，损军害民，费以亿万计；刺绣经幡，驰驿江浙，逼迫郡县，杂役男女，动经年岁，穷奢致怨。近诏虽已罢之，又闻奸人乘间奏请，复欲兴修，流言喧播，群情惊骇。臣等议：宜守前诏，示民有信，其创造、刺绣事，非岁用之常者，悉罢之。人有冤抑，必当昭雪，事有枉直，尤宜明辨。平章政事萧拜住、中丞杨朵儿只等，枉遭铁木迭儿诬陷，籍其家以分赐人，闻者嗟悼。比奉明诏，还给元业，子孙奉祀家庙，修葺苟完，未及宁处，复以其家财仍赐旧人，止酬以直，即与再罹断没无异。臣等议：宜如前诏，以元业还之，量其直以酬后所赐者，则人无冤愤矣。
德以出治，刑以防奸。若刑罚不立，奸宄滋长，虽有智者，不能禁止。比者也先铁木儿之徒，遇朱太医妻女过省门外，强拽以入，奸宿馆所。事闻，有司以扈从上都为解，竟弗就鞫。辇毂之下，肆恶无忌，京民愤骇，何以取则四方！臣等议：宜遵世祖成宪，以奸人命有司鞫之。臣等又议：天下囚系，冤滞不无，方今盛夏，宜命省台选官审录，结正重刑，疏决轻系，疑者申闻详谳。边镇利病，宜命行省、行台体究兴除，广海镇戍卒更病者，给粥食药；力死者，人给钞二十五贯，责所司及同乡者，归骨于其家。
岁贡方物有常制。广州东莞县大步海及惠州珠池，始自大德元年，奸民刘进、程连言利，分蜑户七百余家，官给之粮，三年一采，仅获小珠五两六两，入水为虫鱼伤死者众，遂罢珠户为民。其后同知广州路事塔塔儿等，又献利于失列门，创设提举司监采，廉访司言其扰民，复罢归有司。既而内正少卿魏暗都剌，冒启中旨，驰驿督采，耗廪食，疲民驿，非旧制，请悉罢遣归民。
善良死于非命，国法当为昭雪。铁失弑逆之变，学士不花、指挥不颜忽里、院使秃古思皆以无罪死，未褒赠；铁木迭儿专权之际，御史徐元素以言事锁项死东平，及买秃坚不花之属，皆未申理。臣等议：宜追赠死者，优叙其子孙，且命刑部及监察御史，体勘其余有冤抑者，具实以闻。
政出多门，古人所戒。今内外增置官署，员冗俸滥，白丁骤升出身，入流壅塞日甚，军民俱蒙其害。夫为治之要，莫先于安民；安民之道，莫急于除滥费、汰冗员。世祖设官分职，俱有定制。至元三十年已后，改升创设，日积月增，虽尝奉旨取勘减降，近侍各私其署，夤缘保禄，姑息中止。至英宗时，始锐然减罢崇祥、寿福院之属十有三署，徽政院断事官、江淮财赋之属六十余署，不幸遭罹大故，未竟其余。比奉诏：凡事悉遵世祖成宪。若复循常取勘，调虚文，延岁月，必无实效，即与诏旨异矣。臣等议：宜敕中外军民，署置官吏，有非世祖之制，及至元三十年已后改升创设员冗者，诏格至日，悉减并除罢之；近侍不得巧词复奏，不该常调之人亦不得滥入常选。累朝斡耳朵所立长秋、承徽、长宁寺及边镇屯戍，别议处之。
自古圣君，惟诚于治政，可以动天地、感鬼神，初未尝徼福于僧道，以厉民病国也。且以至元三十年言之，醮祠佛事之目，止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使司，积五百有余，今年一增其目，明年即指为例，已倍四之上矣。僧徒又复营干近侍，买作佛事，指以算卦，欺昧奏请，增修布施莽斋，自称特奉、传奉，所司不敢较问，供给恐后。况佛以清净为本，不奔不欲，而僧徒贪慕货利，自违其教，一事所需，金银钞币不可数计，岁用钞数千万锭，数倍于至元间矣。凡所供物，悉为己有，布施等钞，复出其外，生民脂膏，纵其所欲，取以自利，畜养妻子，彼既行不修洁，适足亵慢天神，何以要福！比年佛事愈繁，累朝享国不永，致灾愈速，事无应验，断可知矣。臣等议：宜罢功德使司，其在至元三十年以前及累朝忌日醮祠佛事名目，止令宣政院主领修举，余悉减罢，近侍之属，并不得巧计擅奏，妄增名目；若有特奉、传奉，从中书复奏乃行。
古今帝王治国理财之要，莫先于节用，盖侈用则伤财，伤财必至于害民；国用匮而重敛生，如盐课增价之类，皆足以厉民矣。比年游惰之徒，妄投宿卫部属及宦者、女红、太医、阴阳之属，不可胜数，一人收籍，一门蠲复，一岁所请衣马刍粮，数十户所征入不足以给之，耗国损民为甚。臣等议：诸宿卫宦女之属，宜如世祖时支请之数给之，余悉简汰。
阔端赤牧养马驼，岁有常法，分布郡县，各有常数，而宿卫近侍，委之仆御，役民放牧。始至，即夺其居，俾饮食之，残伤桑果，百害蜂起；其仆御四出，无所拘钤，私鬻刍豆，瘠损马驼。大德中，始责州县正官监视，盖暖棚、团槽枥以牧之。至治初，复散之民间，其害如故。监察御史及河间路守臣屡言之。臣等议：宜如大德团槽之制，正官监临，阅视肥瘠，拘钤宿卫仆御，著为令。
兵戎之兴，号为凶器，擅开边衅，非国之福。蛮夷无知，少梗王化，得之无益，失之无损。至治三年，参卜郎盗，始者劫杀使臣，利其财物而已。至用大师，期年不戢，伤我士卒，费国资粮。臣等议：好生恶死，人之恒性。宜令宣政院督守将严边防，遣良使抵巢招谕。简罢冗兵，明敕边吏谨守御，勿生事，则远人格矣。
天下官田岁入，所以赡卫士，给戍卒。自至元三十一年以后，累朝以是田分赐诸王、公主、驸马，及百官、宦者、寺观之属，遂令中书酬直海漕，虚耗国储。其受田之家，各任土著奸吏为庄官，催甲斗级，巧名多取；又且驱迫邮传，征求饩廪，折辱州县，闭偿逋负，至仓之日，变鬻以归。官司交忿，农民窘窜。臣等议：惟诸王、公主、驸马、寺观，如所与公主桑哥剌吉及普安三寺之制，输之公廪，计月直折支以钞，令有司兼令输之省部，给之大都；其所赐百官及宦者之田，悉拘还官，著为令。
国家经费，皆取于民。世祖时，淮北内地，惟输丁税，铁木迭儿为相，专务聚敛，遣使括勘两淮、河南田土，重并科粮；又以两淮、荆襄沙碛作熟收征，徼名兴利，农民流徙。臣等议：宜如旧制，止征丁税，其括勘重并之粮，及沙碛不可田亩之税，悉除之。
世祖之制，凡有田者悉役之，民典卖田，随收入户。铁木迭儿为相，纳江南诸寺贿赂，奏令僧人买民田者毋役之，以里正主首之属，逮今流毒细民。臣等议：惟累朝所赐僧寺田及亡宋旧业，如旧制勿征，其僧道典买民田及民间所施产业，宜悉役之，著为令。
僧道出家，屏绝妻孥，盖欲超出世表，是以国家优视，无所徭役，且处之官寺；宜清净绝俗为心，诵经祝寿。比年僧道往往畜妻子，无异常人，如蔡道泰、班讲主之徒，伤人逞欲、坏教干刑者，何可胜数！俾奉祠典，岂不亵天渎神！臣等议：僧道之畜妻子者，宜罪以旧制，罢遣为民。
赏功劝善，人主大柄，岂宜轻以与人。世祖临御三十五年，左右之臣，虽甚爱幸，未闻无功而给一赏者。比年赏赐泛滥，盖因近侍之人，窥伺天颜喜悦之际，或称乏财无居，或称嫁女取妇，或以枝物呈献，殊无寸功小善，递互奏请，要求赏赐回奉，奄有国家金银珠玉，及断没人畜产业。似此无功受赏，何以激劝，既伤财用，复启幸门。臣等议：非有功勋劳效著明实迹，不宜加以赏赐，乞著为令。
臣等所言：弑逆未讨、奸恶未除、忠愤未雪、冤枉未理、政令不信、赏罚不公、赋役不均、财用不节、民怨神怒，皆足以感伤和气。惟陛下裁择，以答天意，消弭灾变。
帝不从。珪复进曰：“臣闻日食修德，月食修刑，应天以实不以文，动民以行不以言，刑政失平，故天象应之。惟陛下矜察，允臣等议，乞悉行之。”帝终不能从。
未几，珪病增剧，非扶掖不能行。有诏：常见免拜跪，赐小车，得乘至殿门下。帝始开经筵，令左丞相与珪领之，珪进翰林学士吴澄等，以备顾问。自是辞位甚力，犹封蔡国公，知经筵事，别刻蔡国公印以赐。泰定二年夏，得旨暂归。
三年春，上遣使召珪，期于必见。珪至，帝曰：“卿来时，民间如何？”对曰：“臣老，少宾客，不能远知，真定、保定、河间，臣乡里也，民饥甚，朝廷虽赈以金帛，惠未及者十五六，惟陛下念之。”帝恻然，敕有司毕赈之。拜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国公、经筵如故。帝察其诚病，命养疾西山，继得旨还家。未几，起珪商议中书省事，以疾不起。四年十二月薨，遗命上蔡国公印。珪尝自号曰淡庵。子六人。
李孟
李孟，字道复，潞州上党人。曾祖执，金末举进士。祖昌祚，归朝，授金符、潞州宣抚使。父唐，历仕秦、蜀，因徙居汉中。孟生而敏悟，七岁能文，倜傥有大志，博学强记，通贯经史，善论古今治乱，开门授徒，远近争从之。一时名人商挺、王博文，皆折行辈与交。郭彦通名能知人，尝语唐曰：“此儿骨相异常，宰辅之器也。”至元十四年，随父入蜀，行省辟为掾，不赴；调晋原县主簿，又辞；行御史台交荐之，亦不就。后以事至京师，中书右丞杨吉丁一见奇之，荐于裕宗，得召见东宫。未几，裕宗薨，不及擢用。成宗立，首命采访先朝圣政，以备史官之纪述，陕西省使孟讨论编次，乘驿以进。时武宗、仁宗皆未出阁，徽仁裕圣皇后求名儒辅导，有荐者曰：“布衣李孟有宰相才，宜令为太子师傅。”大德元年，武宗抚军北方，仁宗留宫中，孟日陈善言正道，多所进益。成宗闻而嘉之，诏授太常少卿，执政以孟未尝一造其门，沮之不行，改礼部侍郎，命亦中止。
仁宗侍昭献元圣皇后降居怀州，又如官山，孟常单骑以从。在怀州四年，诚节如一，左右化之，皆有儒雅风，由是上下益亲。每进言曰：“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今大兄在朔方，大母有居外之忧，殿下当迎奉意旨以娱乐之，则孝悌之道皆得矣。”仁宗深纳其言，日问安视膳，婉容愉色，天下称孝焉。有暇，则就孟讲论古先帝王得失成败，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义。孟特善论事，忠爱恳恻，言之不厌，而治天下之大经大法，深切明白。厥后仁宗入清内难，敬事武皇，笃孝母后，端拱以成太平之功，文物典章，号为极盛。尝与群臣语，握拳示之曰：“所重乎儒者，为其握持纲常，如此其固也。”其讲学之功如此者，实孟启之也。
成宗崩，安西王阿难答谋继大统，成后为之主，丞相、枢密同声附和。中书右丞相哈剌哈孙答剌罕密使来告，仁宗疑而未行。孟曰：“支子不嗣，世祖之典训也。今宫车晏驾，大太子远在万里，宗庙社稷危疑之秋，殿下当奉大母，急还宫庭，以折奸谋、固人心。不然，国家安危，未可保也。”仁宗犹豫未决。孟复进曰：“邪谋得成，以一纸书召还，则殿下母子且不自保，岂暇论宗族乎！”仁宗悦，曰：“先生之言，宗庙社稷之福。”乃奉太后还都。时哈剌哈孙称病坚卧，仁宗遣孟往问之，适成后使人问疾，络绎不绝。孟入，长揖而坐，已而前引其手，诊其脉，众以为医，乃不疑之。既得知安西王即位有日，还告曰：“事急矣！先发者制人，后发者制于人，不可不早图之。”左右之人皆不能决，惟曲出、伯铁木儿劝其行。或曰：“皇后深居九重，八玺在手，四卫之士，一呼而应者累万；安西王府中从者如林。殿下侍卫寡弱，不过数十人，兵仗不备，奋赤手而往，事未必济。不如静守，以俟阿合之至，然后图之，未晚也。”阿合，中国称兄，谓武宗也。孟曰：“群邪违弃祖训，党附中宫，欲立庶子，天命人心，必皆弗与。殿下入造内庭，以大义责之，则凡知君臣之义者，无不舍彼为殿下用，何求而弗获！克清宫禁，以迎大兄之至，不亦可乎！且安西既正位号，纵大太子至，彼安肯两手进玺，退就藩国；必将斗于国中，生民涂炭，宗社危矣。且危身以及其亲，非孝也；遗祸难于大兄，非悌也；得时弗为，非智也；临机不断，无勇也。仗义而动，事必万全。”仁宗曰：“当以卜决之。”命召卜人，有儒服持囊游于市者，召之至，孟出迎，语之曰：“大事待汝而决，但言其吉。”乃入筮，遇乾三五皆九，立而献卦曰：“是谓乾之睽。乾，刚也；睽，外也。以刚处外，乃定内也。君子乾乾，行事也。飞龙在天，上治也。舆曳牛掣，其人耏且劓，内兑废也。厥宗筮肤，往必济也。大君外至，明相丽也。乾而不乾，事乃睽也；刚运善断，无惑疑也。”孟曰：“筮不违人，是谓大同，时不可以失。”仁宗喜，振袖而起，乃共扶上马，孟及诸臣皆步从，入自延春门。哈剌哈孙自东掖来就之，至殿廊，收首谋及同恶者，悉送都狱；奉御玺，北迎武宗，中外翕然，随以定。
仁宗监国，使孟参知政事。孟久在民间，备知闾阎幽隐，损益庶务，悉中利病，远近无不悦服，然特抑绝侥幸，群小多不乐，孟不为变。事定，乃言于仁宗曰：“执政大臣，当自天子亲用，今鸾舆在道，孟未见颜色，诚不敢冒当重任。”固辞弗许，遂逃去，不知所之。夏五月，武宗即位，有言于帝曰：“内难之初定也，李孟尝劝皇弟以自取，如彼言，岂有今日！”武宗察其诬，弗听，仁宗亦不敢复言孟。至大二年，仁宗为皇太子，尝侍帝同太后内宴，饮半，仁宗深思，戚然改容。帝顾语曰：“吾弟今日不乐，何所思邪？”仁宗从容起谢曰：”赖天地祖宗神灵，神器有归，然成今日母子兄弟之欢者，李道复之功为多。适有所思，不自知其变于色也。”帝甚友爱，感其言，即命搜访之，得之许昌陉山，遣使召之。
三年春正月，入见武宗于玉德殿，帝指孟谓宰执大臣曰：“此皇祖妣命为朕宾师者，宜速任之。”三月，特授荣禄大夫、中书平章政事、集贤大学士，同知徽政院事。仁宗嗣立，真拜中书平章政事，进阶光禄大夫，推恩其三世，且谕之曰：“卿，朕之旧学，其尽心以辅朕之不及。”孟感知遇，力以国事为己任，节赐与，重名爵，核太官之滥费，汰宿卫之冗员。贵戚近臣，恶其不便于己，而心服其公，无间言焉。
司空、司徒、太尉，古之三公，自大德以来，封拜繁多；释、老二教，设官统治，权抗有司，挠乱政事，僧道尤苦其扰。孟言：“人君之柄，在赏与刑，赏一善而天下劝，罚一恶而天下惩，柄乃不失。所施失当，不足劝惩，何以为治！僧、道士既为出世法，何用官府绳治！”乃奏雪冤死者，复其官荫；滥冒名爵者，悉夺之；罢僧道官。天下称快。
仁宗初出居怀，深见吏弊，欲痛刬除之。孟进言曰：“吏亦有贤者，在乎变化激厉之而已。”帝曰：“卿儒者，宜与此曹气类不合，而曲相护祐如此，真长者之言。卿在朕前，惟举人所长，而不斥其短，尤朕所深嘉也。”时承平日久，风俗奢靡，车服僣拟，上下无章，近臣恃恩，求请无厌。时宰不为裁制，乃更相汲引，望幸恩赐，耗竭公储，以为私惠。孟言：“贵贱有章，所以定民志；赐与有节，所以劝臣下。请各为之限制。”帝皆从之。
孟在政府，虽多所补益，而自视常若不及，尝因间请曰：“臣学圣人道，遭遇陛下，陛下尧、舜之主也。臣不能使天下为尧、舜之民，上负陛下，下负所学，乞解罢政权，避贤路。”帝曰：“朕在位，必卿在中书，朕与卿相与终始，自今其勿复言。”继赐爵秦国公，帝亲授以印章，命学士院降制。又图其像，敕词臣为之赞，及御书“秋谷”二字，识以玺而赐之。入见，必赐坐，语移时，称其字而不名，其见尊礼如此。帝尝语近臣曰：“道复以道德相朕，致天下蒙泽。”赐之钞十万贯，令将作为治第。孟辞曰：“臣布衣际遇，所望于陛下者，非富贵之谓也。”悉辞不受。皇庆元年正月，授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仍平章政事。未几，请告归葬其父母，帝劳饯之曰：“事讫，宜速还，毋久留，孤朕所望！”十二月，入朝，帝大悦，慰劳甚至，因请谢事，优诏不允；请益坚，乃命以平章政事议中书省事，承旨翰林。二年夏，乞还国公印，奏三上，始如所请。帝每与孟论用人之方，孟曰：“人材所出，固非一途，然汉、唐、宋、金，科举得人为盛。今欲兴天下之贤能，如以科举取之，犹胜于多门而进；然必先德行经术而后文辞，乃可得真材也。”帝深然其言，决意行之。延祐元年十二月，复拜平章政事。二年春，命知贡举，及廷策进士，为监试官。七月，进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国，改封韩国公，职任如故。已而以衰病不任事，乞解政权归田里，帝不得已从所请，复为翰林学士承旨，入侍宴间，礼遇尤厚。
延祐七年，仁宗崩，英宗初立，太师铁木迭儿复相，以孟前共政时不附己，谗构诬谤，尽收前后封拜制命，降授集贤侍讲学士、嘉议大夫，度其必辞，因中害之。孟拜命欣然，适翰林学士刘赓来慰问，即与同入院。宣徽使以闻曰：“李孟今日供职，旧例当赐酒。”帝愕然曰：“李道复乃肯俯就集贤耶？”时铁木迭儿子八尔吉思侍帝侧，帝顾谓曰：“尔辈谓彼不肯为是官，今定何如！”由是谗不得行。尝语人曰：“老臣待罪中书，无补于国，圣恩宽宥，不夺其禄，今老矣，其何以报称！”帝闻而善之，恩意稍加。至治元年卒。御史累章辨其诬，诏复元官。至治中，赠旧学同德翊戴辅治功臣、太保、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魏国公，谥文忠。
孟宇量闳廓，材略过人，三入中书，民间利害，知无不言，引古证今，务归至当。士无贵贱，苟贤矣，不进拔不已。游其门者，后皆知名。退居一室，萧然如布衣。为文有奇气，其论必主于理，其献纳谋议，常自毁其稿，家无几存。皇庆、延祐之世，每一政之缪，人必以为铁木迭儿所为；一令之善，必归之于孟焉。子献，御史中丞、同知经筵事。
张养浩
张养浩，字希孟，济南人。幼有行义，尝出，遇人有遗楮币于途者，其人已去，追而还之。年方十岁，读书不辍，父母忧其过勤而止之，养浩昼则默诵，夜则闭户，张灯窃读。山东按察使焦遂闻之，荐为东平学正。游京师，献书于平章不忽木，大奇之，辟为礼部令史，仍荐入御史台。一日病，不忽木亲至其家问疾，四顾壁立，叹曰：“此真台掾也。”及为丞相掾，选授堂邑县尹。人言官舍不利，居无免者，竟居之。首毁淫祠三十余所，罢旧盗之朔望参者，曰：“彼皆良民，饥寒所迫，不得已而为盗耳；既加之以刑，犹以盗目之，是绝其自新之路也。”众盗感泣，互相戒曰：“毋负张公。”有李虎者，尝杀人，其党暴戾为害，民不堪命，旧尹莫敢诘问。养浩至，尽置诸法，民甚快之。去官十年，犹为立碑颂德。
仁宗在东宫，召为司经，未至，改文学，拜监察御史。初，议立尚书省，养浩言其不便；既立，又言变法乱政，将祸天下。台臣抑而不闻，乃扬言曰：“昔桑哥用事，台臣不言，后几不免。今御史既言，又不以闻，台将安用！”时武宗将亲祀南郊，不豫，遣大臣代祀，风忽大起，人多冻死。养浩于祀所扬言曰：“代祀非人，故天示之变。”大违时相意。时省臣奏用台臣，养浩叹曰：“尉专捕盗，纵不称职，使盗自选可乎？”遂疏时政万余言：一曰赏赐太侈，二曰刑禁太疏，三曰名爵太轻，四曰台纲太弱，五曰土木太盛，六曰号令太浮，七曰幸门太多，八曰风俗太靡，九曰异端太横，十曰取相之术太宽。言皆切直，当国者不能容。遂除翰林待制，复构以罪罢之，戒省台勿复用。养浩恐及祸，乃变姓名遁去。
尚书省罢，始召为右司都事。在堂邑时，其县达鲁花赤尝与之有隙，时方求选，养浩为白宰相，授以美职。迁翰林直学士，改秘书少监。延祐初，设进士科，遂以礼部侍郎知贡举。进士诣谒，皆不纳，但使人戒之曰：“诸君子但思报效，奚劳谢为！”擢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改右司郎中，拜礼部尚书。英宗即位，命参议中书省事，会元夕，帝欲于内庭张灯为鳌山，即上疏于左丞相拜住。拜住袖其疏入谏，其略曰：“世祖临御三十余年，每值元夕，闾阎之间，灯火亦禁；况阙庭之严，宫掖之邃，尤当戒慎。今灯山之构，臣以为所玩者小，所系者大；所乐者浅，所患者深。伏愿以崇俭虑远为法，以喜奢乐近为戒。”帝大怒，既览而喜曰：“非张希孟不敢言。”即罢之，仍赐尚服金织币一、帛一，以旌其直。后以父老，弃官归养，召为吏部尚书，不拜。丁父忧，未终丧，复以吏部尚书召，力辞不起。泰定元年，以太子詹事丞兼经筵说书召，又辞；改淮东廉访使，进翰林学士，皆不赴。
天历二年，关中大旱，饥民相食，特拜陕西行台中丞。既闻命，即散其家之所有与乡里贫乏者，登车就道，遇饿者则赈之，死者则葬之。道经华山，祷雨于岳祠，泣拜不能起，天忽阴翳，一雨二日。及到官，复祷于社坛，大雨如注，水三尺乃止，禾黍自生，秦人大喜。时斗米直十三缗，民持钞出粜，稍昏即不用，诣库换易，则豪猾党蔽，易十与五，累日不可得，民大困。乃检库中未毁昏钞文可验者，得一千八十五万五千余缗，悉以印记其背，又刻十贯、伍贯为券，给散贫乏，命米商视印记出粜，诣库验数以易之，于是吏弊不敢行。又率富民出粟，因上章请行纳粟补官之令。闻民间有杀子以奉母者，为之大恸，出私钱以济之。到官四月，未尝家居，止宿公署，夜则祷于天，昼则出赈饥民，终日无少怠。每一念至，即抚膺痛哭，遂得疾不起，卒年六十。关中之人，哀之如失父母。至顺二年，赠据诚宣惠功臣、荣禄大夫、陕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柱国，追封滨国公，谥文忠。二子：彊、引，彊先卒。
敬俨
敬俨，字威卿，其先河东人，后徙易水。五世祖嗣徽，仕金，官至参知政事；曾祖子渊，乐陵令；祖鉴，同知嵩州事。皆以进士起家。父元长，有学行，官至太常博士。俨其仲子也，幼不为嬉戏事，长嗜学，善属文，御史中丞郭良弼荐为殿中知班，著宪章若干卷。受知于广平王月吕禄那演，连辟太傅、太师两府掾，调高邮县尹，未赴，选充中书省掾。朱清、张瑄为海运万户，豪纵不法，适俨典其文牍，尝致厚赂，俨怒拒之，二人以罪伏诛。权贵多以贿败连坐，独俨不与。
大德二年，授吏部主事，改集贤司直。会湖湘有警，丞相哈剌合孙答剌罕奏俨奉诏恤民，且观衅，甚称旨意。六年，擢礼部员外郎。有故郡守子，当以荫补官，继母诉其非嫡者，俨察其诬，按之，果如所言。七年，拜监察御史。时省臣有既黜而复收用者，参预官巧佞，与相比周，以黩货挠法，即日劾去之。江浙行省与浙西宪司交章相攻击，事闻，命省台遣官往治之，俨与阿思兰海牙偕行，议多不合，两上之，朝廷是俨议。七月，迁中书左司都事，扈从上京。西京贾人有以运粮供饷北边而得官者，盗用至数十万石，以利啗主者，匿不发，俨按征之以输边。
九年，授吏部郎中，以父病辞。已而父卒，既终丧，复入御史台为都事。中丞何某与执政有隙，省议欲核台选之当否，俨曰：“迩者省除吏千余人，台亦当分别之邪？”语闻，议遂寝。江南行御史台与江浙省争政，事闻，俨曰：“省台政事，风化本原，各宜尽职，顾乃以小故忿争，而渎上听乎！”建康路总管侯珪，贪纵事败，俨亟遣官决其事，及其夤缘近幸，奏请原之，命下，已无及矣。
武宗抚军北边，成宗升遐，宰臣有异谋者，事定，命俨预鞫问之，悉得其情。除山北廉访副使，入为右司郎中。武宗临御，湖广省臣有伪为警报，驰驿入奏，以图柄用者，俨面诘之曰：“汝守方面，既有警，岂得离职，是必虚诞耳。”其人竟以状露被斥。旱蝗为灾，民多因饥为盗，有司捕治，论以真犯。狱既上，朝议互有从违，俨曰：“民饥而盗，迫于不得已，非故为也。且死者不可复生，宜在所矜贷。”用是得减死者甚众。
至大元年，授左司郎中，擢江南诸道行御史台治书侍御史。先是，俨以议立尚书省，忤宰臣意，适两淮盐法久滞，乃左迁俨为转运使，欲以陷之。比至，首劾场官之贪污者，法既大行，课复增羡至二十五万引。河南行省参政来会盐筴，将以羡数为岁入常额。俨以亭户凋弊已甚，以羡为额，民力将殚，病人以为己，非宰臣事，事遂止。仁宗践阼，召为户部尚书，廷议欲革尚书省弊政，俨言：“遽罢钱不用，恐细民失利。”不从，以疾辞。
皇庆元年，除浙东道廉访使。有钱塘退卒，诈服僧衣，称太后旨，建婺州双谿石桥，因大兴工役以病民。俨命有司发其奸赃，杖遣之，仍请奏罢其役。郡大火，焚数千家，俨令发廪赈贫馁。取宪司废堂材木及诸路学廪之羡者，建孔子庙。二年，拜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旧俗，民有争，往往越诉于省，吏得并缘为奸利，讼以故繁。俨令下省府，非有司，不得侵民，讼事遂简。诏设科举，俨荐临川吴澂、金陵杨刚中为考试官，得人为多。其年冬，移疾退居真州。除江南诸道行御史台侍御史，不赴。四年春，诏促就前职，以疾辞。七月，召为侍御史；十月，迁太子副詹事，御史大夫脱欢答剌罕奏留之，制曰“可”。湖广省臣以赃败，俨一日五奏，卒正其罪。台臣有劾去而复职者，御史复劾之，章再上，有旨命丞相、枢密共决之。俨曰：“如是，则台事去矣。”遂即帝前奏黜之，因伏殿上，叩头请代。帝谕之曰：“事非由汝，汝其复位。”
五年夏五月，拜中书参知政事，台臣复奏留之，俨亦陛辞，不允。赐《大学衍义》及所服犀带。每入见，帝以字呼之，曰威卿而不名，其见礼遇如此。旧制，诸院及寺监，得奏除其僚属者，岁久多冒滥，富民或以赂进，有至大官者。俨以名爵当慎惜，会台臣亦以为言，乃奏请悉追夺之，遂著为令。六年，告病，赐衣一袭，遣医视疗。俨以其乡在近圻，恐复征用，乃徙居淮南，虽亲故皆不接见。至治元年，除陕西诸道行御史台中丞。泰定元年，改江南诸道行御史台中丞。皆不赴。年六十五，即告老，朝廷虽命其子自强为安庆总管府判官，而未从其请。四年春，遣使赐酒，征为集贤大学士、荣禄大夫，商议中书省事。俨令使者先返，而挈家归易水。九月，帝特署为中政院使，复赐酒，召之，乃舆疾入见，赐食慰劳，亲为差吉日使视事，命朝会日无下拜；是月，拜中书平章政事，复以老病辞，不从。
天历改元，朝议欲尽戮朝臣之在上京者，俨抗论，谓是皆循常岁例从行，杀之非罪。众赖之获免。居月余，伤足，告归。家居十余年，痹不能行，犹劬书不废。临终，戒子弟曰：“国恩未报，而至不禄，奈何！汝曹当清白守恒业，无急仕进。”正冠帻，端坐而逝。赠翰林学士承旨、光禄大夫、柱国，封鲁国公，谥文忠。
自强，朝散大夫、礼部员外郎。俨有诗文若干卷，藏于家。叔祖铉，与太原元好问同登金进士第，国初为中都提学，著《春秋备忘》四十卷，仁宗朝命刻其书，今行于世。
翻译注释
张珪字公端，张弘范之子。年少时能挽强弓，百发百中。有一次，与其父打猎于林中，遇猛虎。珪抽箭往前，虎如人一样站起来扑向张珪，珪一箭射穿虎喉，全军无不为之欢腾，其勇敢如此。至元十六年(1279)，弘范平定广东海南，宋礼部侍郎邓光荐赴水自尽，弘范救起并以礼相待，命 珪以光荐为师。光荐给珪一书，名《相业》，对他说：“熟读此书，后必有用。”元军北还，经江淮，命珪摄管军万户，这时年十六岁。
十七年，拜 珪为昭勇大将军、管军万户，有实权，佩其父虎符，治理所统辖的元军，镇守建康(南京)。不久，其父弘范卒，丧事办完后，世祖召见张 珪，亲加抚慰。珪奏称：“臣年幼肩此军务重任，诚恐能力不足。聂祯随我祖父、父亲久经征战，希望任命他为臣之辅佐。”世祖称赞道“：求老成者来辅佐自己，一般年青人还想不到这点。”至元十九年，太平、宣城、徽州群盗竞起，行省传令张 珪出兵讨伐，其士卒为贼所败，有士卒杀民家牲畜并殴伤其主人。珪宣称：“这就是我军打败仗的原因。”斩杀这些抢掠百姓的士卒，严肃军纪，诸盗悉平。
至元二十九年(1292)，张 珪回到朝廷。当时朝廷认为天下大局已定，行枢密院可以撤销，江浙行省参知政事张王宣也这样说。枢密副使暗问珪有何意见， 珪说：“见皇上当陈述我的看法。”一日皇帝召问，珪回答说“：即使行院可撤销，也不应由张王宣出面提出。”结果不仅未撤，而且任命张 珪为枢密副使。太傅月儿鲁那演对皇帝说：“珪年纪尚轻，姑且任为佥书，果可大用，日后再任命为枢密副使不迟。”皇帝说：“不然，他家祖孙三代为我朝灭金灭宋，誓死效力，还要吝惜此枢密副使之一官职么！”拜 珪为镇国上将军，江淮行枢密副使。
成宗即位，废行枢密院。大德三年(1299)，遣使巡行天下，珪奉命巡行川陕，访问民间疾苦，赈恤孤贫，罢黜冗官贪吏。还京后升为江南行御史台侍御史，换为文官阶中奉大夫，又转任浙西肃政廉访使。在任此职期间，弹劾罢免郡县地方长官以下三十余人，府史胥徒数百人，没收赃款巨万。 珪得悉盐司奸诈图利的事，打算揭发。此事涉及行省，有人为之不安，极力中伤张珪，同时贿赂皇帝近臣，妄言张珪以巫术制人，并阻碍盐法的施行。成宗遣官员共同审理此案，结果查出了行省大小官吏及盐官欺下罔上的许多罪状，对他们均按律治罪。帝召 珪回京，拜为佥枢密院事，辞不受命。又拜为江南行台御史中丞。因上疏，详细论述天道与人道的关系及灾异发生的原因，其内容包括：修德行，广言路，进君子，退小人，信赏必罚，裁减不必要的官员，节制浪费，遵行祖宗的成法，共数百言。他还弹劾一些大官的不法行为，以及迷惑皇帝的左右小人。他的这些奏章都被扣压，不上报皇帝， 珪因而称病辞官归家。许久之后，拜为陕西行台中丞，而他辞不赴任。
武宗即位，召拜张珪为太子谕德，几天后又相继拜为宾客、詹事，均辞不就任。朝廷设立尚书省，全国上下议论纷纷。中丞之位久已空缺，正考虑适当人选。当时仁宗为太子，他提出：“要想得到一位才德兼备的中丞，非张 珪莫属。”于是当即拜珪为中丞。至大四年(1311)，武宗崩，仁宗即位，召张珪入宫面谕“：朕本想赐卿宝玉，但这不是卿所希望的东西。”说毕，用手巾擦擦额上的汗，然后将汗巾送到 珪怀中言道：“朕的汗水在哪里，朕的心也就在哪里。”
皇庆元年(1312)，拜珪为荣禄大夫、枢密副使。徽政院使失列门奏请将洪城军隶属于兴圣宫，而由他自己统领。此事以皇帝的名义发文给枢密院，枢密院官员惧怕失列门的权势，只得承命照办，而张 珪坚决不同意，致使此事未能实现。皇庆二年拜为中书平章政事。教坊使曹咬住被任命为礼部尚书，张珪认为“让乐师为礼部尚书，对后人将如何交代”，极力劝阻了。皇太后任命右丞相铁木迭儿为太师，万户别薛为参知行省政事。张 珪奏道：“太师必须能经邦治国，而铁木迭儿不是这样的人才；别薛无功，不可为外省长官。”珪随皇帝出居庸关，一天失列门传皇太后懿旨，谴责张 珪反对任铁木迭儿为太师、别薛为参知行省政事，还对他施以杖刑。珪受伤甚重，被抬回京师，第二天就离开了京都。珪之子景元掌管皇帝符印，平时一天也未离开宿卫，这时因父病重，立即告假回家。仁宗大惊，问其原因，景元只是顿首哭泣，不敢讲明实情，仁宗忧郁好久，遣参议中书省事换住去赐张 珪酒宴，并拜为大司徒。珪托病推辞，居家调养。后因母亲去世，在墓旁守丧三年。至治二年(1322)，英宗召珪于易水，对他说“：卿为四朝老臣，朕想请你执掌朝政。”珪辞谢返乡，帝命侍臣设酒宴饯行。丞相拜住问 珪：“作为宰相，首先应干什么？”珪回答说：“莫先于纠正君王的过失，莫急于广开言路。”这年冬，起任珪为集贤大学士。在此之前，铁木迭儿复为丞相，为报私怨而杀平章萧拜住、御史中丞杨朵儿只、上都留守贺伯颜，弄得大小官员惶恐不安，不能自保。这时发生地震飓风，皇帝命廷臣商议消灾的办法，张 珪直言不讳地说：“消灾，当追究灾异发生的原因。昔汉代杀孝妇，以致三年不雨；萧、杨、贺冤死，难道不是导致灾祸发生吗？死者固然不可复生，但公正的评论却可使沉冤昭雪，切不可使朝廷失去公正评论。”英宗拜 珪为中书平章政事，命侍宴于万寿山。
至治三年八月，御史大夫铁失谋反，刺杀英宗，夜入京城，夺中书省符印。 珪密奏朝廷“：贼党罪不可逃。”铁失等皆处死刑，唯独要把铁木迭儿之子治书侍御史锁南流放，珪抗争道“：按照法律，强盗不分首恶胁从，凡掘墓伤尸者，均应处死。锁南随从铁失杀害皇上，且砍断丞相拜住胳臂，还让他活着吗？”终于治锁南死罪。仁宗的灵位牌被盗，当时参知政事马剌正兼领太常礼仪使，却拟升为左丞。 珪上书说：“以参政升左丞可算为循序迁升，然而太常管宗庙不谨严，以致神位被盗，应当治罪，为何反而升官，这样怎能答谢仁宗在天之灵？”于是，迁升马剌的诏令停止下达。
泰定元年(1324)六月，泰定帝到上都。此前，帝为灾异事，诏令百官商议办法。 珪与枢密院、御史台、翰林院、集贤院等各衙官员，详细讨论了当前政务之得失，与左右司员外郎宋文瓒至上都陈奏，其奏议如下：
“国之安危，在于相得其人。昔唐玄宗前用姚崇、宋王景则治，后用李林甫、杨国忠，天下骚动，几致亡国。虽赖郭子仪诸将效忠竭力，恢复江山，然从此以后藩镇专横跋扈，纪纲不振，实由李林甫之流忌害忠良，布置奸党，蒙蔽圣听，保禄养祸所致，真死有余辜。我朝前宰相铁木迭儿，奸狡巨猾，老谋深算，阴谋丛出。其专政十年内，凡宗戚有忤他意者，巧言离间，阴谋中伤，忠直之士被诛杀流窜者不知多少人。当其贪赃枉法之罪恶败露之时，又谄媚权奸失列门及为皇上宠爱的也里失班之徒，苟全其性命，且不久又任太子太师。仁宗升天后，他又得到英宗宠信，再任中书令，与失列门等相互勾结为奸，诬杀萧、杨等以报私怨。幸失列门之党徒被诛，而铁木迭儿又摇身一变，竟邀功请赏，获得信任，其诸子分布于宿卫，掌显要之职，欺上蒙下，杜绝言路，卖官鬻爵，作威作福，一令发出，上下恐惧不安，稍有不附和于他，大祸立至。其权势日炽，中外寒心。因此一时群邪并进，如逆贼铁失之徒，名为义子，实为腹心。忠良之士逃避不迭，或坐以待捕。先皇帝已察其奸恶，夺其官爵，没其家产，但终因未做严厉处置，留下遗患，以致他敢于刺杀皇帝。其子锁南，参与逆谋，罪恶昭彰，虽开棺戮其尸，灭其家族，还不足以抵其罪。但如今却交还其所收家产，诸子尚在京师，攀附权贵，再入宿卫。世祖时，阿合马贪残之罪败露，人虽死但仍宣判其罪，何况如铁木迭儿这样的奸恶。臣等认为：应遵循祖宗法制，仍没收铁木迭儿家产，将其子孙流放于外郡，以昭示惩此国家之大恶大奸。
“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其所以如此，是要明纲常伦理，别上下之分。铁失之流结党谋反，皇帝丞相均遭毒害，天下之人，痛心疾首，皆不忍闻。近奉朝旨‘：铁失之徒既然伏罪，诸王按梯不花、孛罗、月鲁铁木儿、曲吕不花、兀鲁思不花，亦已流放。逆党胁从众多，怎可尽诛。关于这件事，以后不必追问了。’臣等认为，按古法，凡官吏谋叛，均应杀无赦。我圣朝立法，强盗劫杀百姓，同案犯无论首恶胁从，一并治罪，何况杀君谋反之党，天地不容，应该诛杀按梯不花之徒，以安民心。
“《书》曰：‘只有君王能作福，只有君王能作威。’臣子不能作威作福，若有作威作福者，必有害于家，有危于国。生杀予夺之权操于天子，臣下不得盗用。辽王脱脱，居宗室之首位，镇守辽东，其任不轻，然当国家不幸，有非常变故之时，非但不能讨贼，反而期望赦免，为报仇泄忿，杀亲王妃主百余人，瓜分羊马畜产。如此残害骨肉，盗窃君主权力，闻者莫不切齿。如今不仅不问罪，而且厚赐放还，让他仍守其爵土。臣恐国家纪纲，从此不振，如有效尤，将何以对付？且辽东地广，素为重镇，若彼脱脱久居，彼更将肆无忌惮，何况令死者含冤九泉，有伤天地和祥之气。臣等以为：我历朝法典规定，如赦免了杀人犯，其罪不可原谅。对于脱脱，应削夺其爵土，放到别处去，以显扬皇上之威严。
“刑以惩恶，国有常法。武备卿即烈、前太尉不花，我历代皇帝待他们至厚，均至高位。但他们不思报恩，专务奸欺，诈称奉旨，令鹰师强收郑国宝妻古哈，贪其家人畜产，自恃权贵，谁敢将他奈何。刑部衙门审讯，如实供认，结果仍原谅其罪行。在皇帝宫阙之下，尚敢肆行无忌，远在外郡者，是什么事也会干得出来的。京师为天下之根本所在，纵恶如此，将何以为政？古人有言，一妇含冤，三年不雨，由此看来，以上诸事确非寻常政务。臣等以为：宜将即烈、不花交付刑部衙门收审。
“官府收买宝物，世祖时不知有其事，自成宗以后，始有此弊。分珠寸石，价值数万，所付巨款，都是百姓膏血，而且是用鞭子棍棒强行搜括来的，挥霍无度，民怨沸腾，监察官员也交口阻止。以国家有用之宝钞，买此不济饥寒之物，大抵都非官府所需，而是一些达官权贵，假借呈献、回赐之名，将国家财钱私下瓜分。如沙不丁之徒就是这样，其败露事迹，有案可查。陛下即位之初，首知其弊，下令禁止，天下为之欢欣。臣等近闻中书省仍奏请朝廷支付自成宗以来收买珠宝而未付价之款四十余万锭，比原来价值高出数倍。其中三十余万锭系应支付给市舶番货多年来所欠之款。如今国家每年所征金银，总计不过十一万锭，上述四十余万锭，相当于四年全国所征之金银。如今因国家经费不足，急于向民间征派。臣等以为：番舶之货，应用为国用，以减轻人民负担，所欠之价款，等国家财政充足后再说。
“太庙中的君王牌位，是祖宗神灵之所在。国家以孝治天下，四时祭祀，成为重典。近来仁宗皇帝、皇后的金质灵牌被盗，至今尚未破案。这样非常之事，捕盗官兵却不受惩罚。臣等认为：百姓被盗，应捕官兵，尚有三限不获之罪；监察官吏和主管官员，若失官物，也有失于检点之罪。今帝后灵牌被盗，应治太常之罪，对于他们的属吏请予赦免。
“国家财赋，皆出于民，官府应量入为出。近来建立西山寺，损军害民，费财以亿万计。所用刺绣旗幡，系逼迫江浙郡县男女数年赶制而成，人民怨声载道。近虽已有明诏罢去，但仍闻奸人乘机奏请恢复，谣言四起，群情惊骇。臣等以为：仍须遵行前诏，取信于民，凡建造、刺绣等事，不是日常所需者，一概罢除。
“人有冤情，必当昭雪，事有曲直，尤当明辨。平章政事萧拜住、中丞杨朵儿只等，横遭铁木迭儿诬陷，没收其家产以分赐别人，闻者叹息。近奉明诏，归还原来财产。子孙奉祀的家庙修理草草完工，还未及安顿，却又以其家财仍赐予原来那些人，只给予物主少数钱，实与再度没收无异。臣等以为：应如前诏，将家财归还原主，只给那些受赐者适当的赏钱，则必人无怨言。
“国家以德治天下，以刑防奸邪。若刑罚不立，犯上作乱之人日多，虽有智士能人，亦不能禁止。近来也先铁木儿之徒，遇朱太医妻女，强行与之奸宿馆所。被揭发后，有关衙门以他们正扈从皇帝至上都为辞，不加追究。宫阙之下竟如此肆无忌惮，京师百姓又惊又愤。像这样京师何能为四方榜样？臣等认为：应遵行世祖成法，令有关衙门将也先铁木儿之徒，以强奸罪审判处治。臣等还以为：天下被囚禁的犯人中，难免有受冤屈者，方今盛夏之时，应命省台选官去逐一审查，重刑正法，轻者开导，疑案则评审上报。边镇利病，宜命行省、行台查究，兴利除害。广东、海南守边士卒，病者给粥给药，为国捐躯者，每人给钞二十五贯，责令所在官府及同乡将其尸骨送回家乡。
“每年各地岁贡有一定的制度。广州东莞县大步海及惠州珠池，自大德元年(1297)，在奸民刘进、程连花言巧语蒙骗下，分派..户七百余家采珠，由官府给粮，三年一采，仅获小珠五两六两，而入水为虫鱼伤死者甚多，于是罢珠户为民户。其后同知广州路事塔塔儿等，又怂恿失列门创设提举司监采，廉访司极称此举扰民，复罢提举司，仍由各地官府监采。不久，内正少卿魏暗都剌假传圣旨，驰令广州督采，费财疲民。臣等建议：若非原来规定，请一概停止，遣民归家。
“善良者死于非命，国法当为昭雪，铁失杀帝谋反，学士不花、指挥不颜忽里、院使秃古思，皆无罪而被处死，至今未受表彰及追赠官爵；铁木迭儿专权之时，御史徐元素及贾秃坚不花之属，惨遭杀害，其冤屈均未为之申辩昭雪。臣等以为：对死者应追赠官爵，对其子孙加以优待，且命刑部及监察御史调查其他受冤屈者，如实上报。
“政出多门，自古以来都是要防备的，如今朝廷内外增设官署，官多俸多。本一介平民，突然成为官吏，这样的事日益加多，军民俱受其害。治国首先在于安民，安民的办法，最紧要的是节省不必要的开支，裁汰多余的官员。世祖设官分职，俱有定制。自至元三十年(1293)以后，官员的迁升，官衙的创设，越来越多，虽曾奉旨审查，该减则减，该降则降，然侍卫各私设官署，攀附权贵以保俸禄，圣上旨令无端中止不行。至英宗时决心裁撤崇祥院、寿福院所属之十三署，徽政院断事官及江淮财赋机构六十余署。不幸英宗被害，其他地方和部门未能按诏令裁撤减员。近又奉诏：一切均遵行世祖成法，若虚文敷衍，延误岁月，必无实效，有违圣旨。臣等建议：应明令朝廷内外军民，凡添增官员不合世祖规定者，及至元三十年以后迁升增加的冗员，自诏书送到之日起，一律裁并罢除；近侍之臣不得巧言奏免，不该升迁者不得随便升迁。历朝斡耳朵(行宫)所设之长秋、承徽、长宁寺及边镇屯守机构及其官员，当另行议处。
“自古圣君，只要全心全意致力于国事，便可感动天地鬼神，最初未曾求福于僧道，因为这样会有害于人民和国家。以至元三十年为例，打醮拜佛的事只有一百零二起；大德七年(1303)，再设功德使司，打醮拜佛达五百余次，今年又有增加，明年又援为例，共计已增至四倍以上。僧徒买通皇宫卫侍，举行佛事、算卦，欺蒙皇上，奏请增修庙宇，施舍财物，他们还自称侍奉、传奉，官府不敢过问，且争先向他们供给一切。佛教以清净为本，不追求世间财物，而僧徒贪图利益，自违教义，每办一件佛事，所费金银钞币不可数计，为此每年花费钞数千万锭，比至元时期增加数倍。凡所供之物，僧徒悉为己有，所施舍的钱钞，均为民脂民膏。而这些僧徒纵其所欲，用以畜养妻子，行为不正，亵渎天神，如何求福？近年来佛事日繁，而历朝皇帝在位不久，以致灾祸连年，求佛不灵于此可见。臣等以为：应罢除功德使司，凡在至元三十年以前，及历朝忌日打醮求佛的事，除宣政院主持者外，其余一概减免；皇帝侍卫之臣，不得巧言奏请，妄增名目，若有特奉、传奉，随中书省奏准后施行。
“古今帝王治国理财，首先要讲求节用。侈用则必有损财政，财政损则必有害于民；国用不足则必多向人民征派，如盐课增价之类，皆为害民的措施。近年来许多游手好闲之徒，任意投身于京师警卫，有当宦官的，有做纺织刺绣的，有做太医的，有做阴阳先生的，不可胜数。一人投身于官府，全家免除徭役。这些人一年所花费的财物，向数十户征收的赋税还不足以供给，可见其耗国财损民利之甚。臣等建议：宫廷宿卫所养的女婢，应按照世祖时所规定的人数，多余的全数裁汰。
“阔端赤牧养马驼，每年有规定，其分布于郡县亦各有定数。但宫廷宿卫近侍委交养马官役使百姓放牧，这帮人无所拘束，强占百姓房屋，令百姓供饮食，还残伤桑果，私卖饲料，以致瘠损马驼。大德中始责令州县正官监视，盖暖棚，建马槽饲养。至治初又散于民间畜养，其害如前。监察御史及河间路守臣多次报告下情。臣等认为：应实行大德年间的设槽饲养之制，仍令州县正官监视，拘束宿卫所属之养马官，成为定制。
“兴兵打仗，不是好事，特别是擅开边衅，非国之福；蛮夷无知，缺乏圣王教化，得之无益，失之无损。至治三年(1323)，参卜郎为盗，其初不过是劫杀使臣，夺其财物而已，朝廷派大军征讨，为期整整一年，伤亡士卒，耗费资粮。臣等认为：好生恶死，人之常情。最好令宣政院一面督促守将严防边关，一面遣使招抚，裁减多余士兵，明令边吏守御疆土，勿生事端，如此则蛮夷必然臣服。
“天下官田的每年收入，用以赡养宫廷卫士，边关戍卒。但自至元三十一年(1294)以后，历朝皇帝将官田分赐给诸王、公主、驸马及百官、太监、寺观等，令中书省将自南方海运而来的粮食供赡养卫士戍卒之用，耗费国家储备。受赐田产之家，各任土著奸吏为庄官。这些征收租税的人称为催甲斗级，他们巧立名目向人民搜括；还差人向州县索取每月的俸禄，而自己应交纳而未交纳的国赋，不肯交纳，变卖归己，官府无不愤慨，农民被迫逃亡。臣等建议：诸王、公主、驸马、寺观等，均按照公主桑哥剌吉及普安等三寺所行的制度，将田地收入交付政府归仓，由官府计月折钞作为俸禄支给，其余由地方政府送交省部，输送于大都。所赐百官及太监的田地，一律还官，定为法令，永远执行。
“国家经费皆取于民。世祖时，淮北内地只纳丁税，铁木迭儿为相，专务搜括，遣使丈量两淮、河南田地，重定赋税。又将两淮、荆襄的沙石地作为熟田征收赋税。致使农民逃亡。臣等认为：应按旧制只征丁税，其勘察田亩而重定的税粮，以及沙石田地的税粮，一律取消。
“世祖之制：凡有田者均服劳役，土地买卖，随土地征发劳役。铁木迭儿为相，受江南诸寺的贿赂，奏请令僧人买民田者，不服里正等职役，流毒至今。臣等建议：除历朝所赐僧寺田产及亡宋旧业按旧制不征外，其他僧道所买民田及民间所施各产业，一律征派劳役，定为法令。
“僧道出家，别妻离子，是想超出红尘，所以受国家优待，不派劳役。出家僧道本应净绝凡俗之欲，一心诵经祝寿。但近年来，僧道往往娶妻养子，无异常人，至于像蔡道泰、班讲主之徒，纵欲伤人，败坏风教，冒犯刑法者，不可胜数，让他们掌管祭祀大典，岂不亵渎神灵！臣等认为：僧道凡娶妻育子者，均按律治罪，并令还俗为民。
“赏功劝善，君王之大权，岂能轻易与人。世祖在位三十五年，左右之臣虽甚受宠爱，但未闻有一人无功而给赏者。近年来赏赐泛滥，是因为近侍之人，乘皇上喜悦之时，或诈称贫困，或说要嫁女娶妇，或以物呈献，全无寸功善行，一个个都奏请赏赐，拥有国家金银珠玉及没收的奴婢、牲畜、田产。像这样无功而受赏，又何能激励那些真正为国效力为民行善的人，既损国家财力，又开侥幸之门。臣等认为：非有明显的功勋劳绩的人，不宜赏赐，请定为法令。
“总之，臣等提出的：杀君谋反之贼未讨，奸恶未除，忠君忧国之士未得到昭雪，冤案未加审理，政令不信，赏罚不公，赋役不均，财用不节，民怨神怒，皆足以伤和祥之气，望陛下裁择，以答谢天意，消灭灾祸。”
以上这些建议，泰定帝不加采纳，张 珪又上书说：“臣闻日蚀应修德，月蚀应修刑，回报上天应求实在，不求表面，要以行为而不是以言论来感动人民。因刑政失平，故上天示警。望陛下明察，准允臣等建议，请求全部施行。”泰定帝始终不肯听从。
不久，张 珪病重，只能由别人搀扶行走。皇上诏令常见免行跪拜礼，赐小车乘坐至殿门下。帝开经筵，令左丞相与珪主持其事。珪荐举翰林学士吴澄等人为顾问。从此以后， 珪虽极力辞去职位，但还是封为蔡国公，主持经筵事，赐蔡国公印。泰定二年(1325)夏，获准暂归故里。
泰定三年，皇上遣使召见张 珪。珪奉召至朝廷，帝问：“卿来时民间情形如何？”珪回答说：“臣年老，宾客不多，离家很远的情形不能了解，真定、保定、河间是臣的故乡，这些地方民间饥荒严重，朝廷虽赈以金帛，但受惠者仅十之五六，望陛下垂怜。”帝为之忧伤，令官府完全赈济。拜 珪为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仍为蔡国公，主持经筵如故。帝知其真正有病，令在西山调养，接着又准予还家。
不久，召 珪商议中书省事，珪因病不能奉召。泰定四年(1327)十二月逝世，遗嘱家人奉还蔡国公印。珪曾自号“澹庵”。有子六人。
李孟字道复，潞州上党人。曾祖李执，金末参加进士考试，但未中。祖父李昌祚归顺元朝，授金符，为潞州宣抚使。父亲李唐，在秦、蜀一带做官，因此全家迁居汉中。
孟天资聪敏，七岁就能写文章，胸怀大志，博闻强记，经史皆通，对于古今治乱之事有他自己的见解。开馆教授学生，远近子弟都来拜师求学。当时名人如商挺、王博文等长辈也同他交游。郭彦通这位善于识别人才的有名人士，曾对李唐说：“此儿相貌异常，是做宰相的人才。”至元十四年(1277)，孟随父到了四川，四川行省召他去任职，他不去；调他任晋原县主簿，又推辞；行御史台多次推荐，他还是不肯做官。后来因事到京师，中书右丞杨吉丁一见就很看重他，向裕宗举荐。裕宗在东宫召见了他。不久，裕宗去世，来不及任用李孟。
成宗即位，下令采访先朝的圣政，以备史官著述历史，陕西省令李孟将所收集的材料分类编纂，进呈朝廷。当时武宗、仁宗都在皇宫，徽仁裕圣皇后访求名儒来辅导两位皇子的学习。有人推荐说“：平民李孟，有宰相之才，适于做太子师傅。”大德元年(1297)，武宗领兵镇戍北部边疆，仁宗留在宫中，李孟每天给他讲圣人之道，进步很大。成宗非常高兴，诏令授孟为太常少卿。但当政者因孟不曾一次去登门拜访他，不执行成宗的诏令，改孟为礼部侍郎。
仁宗侍奉昭献元圣皇后居于怀州，以后又到官山。李孟常常单骑随从。在怀州四年，始终如一，左右随从也都受到他的影响，有儒士风度。孟与仁宗的关系更加亲密。他对仁宗说：“尧舜之道，在于孝悌二字。今大兄在北方，太后被迁居外地，内心也不舒畅，殿下当顺着太后的意思，使她老人家高兴些，这就尽了孝悌之心。”仁宗深以为然，每天去向太后问安，注意调节太后饮食，太后感到高兴，天下人称仁宗为孝子。孟在闲暇时，向仁宗讲解古代帝王治国得失和战败的经验教训，以及君臣父子之义。孟特别善于论事，忠心恳切地讲解，将治天下的大经大法讲得深透明白。其后，仁宗入朝平定内难，拥戴武宗即位，孝顺母后，辅助武宗治理国家，建立典章制度，成为极盛时代。这一切都是与李孟的讲学对仁宗的启发分不开的。
成宗崩，安西王阿难答图谋篡位，成宗皇后为主谋，丞相、枢密都同声附和。中书右丞相哈剌哈孙答剌罕秘密遣使来告。仁宗还迟疑不决。李孟劝道“：非嫡子孙不能继承皇位，这是世祖遗训。今皇上晏驾，大太子远在北方，相距万里，宗庙社稷已处于危亡之时，殿下应当奉太后急速回宫，以挫败奸人的阴谋，巩固人心。不然，国家安危就很难说了。”仁宗还是犹豫不定。孟再次进言说“：奸谋如果得逞，以一纸诏书召殿下回京，那时殿下母子尚不能自保安全，哪里还谈得上宗族。”仁宗终于醒悟，立即奉太后回到京都。
这时，哈剌哈孙称病卧床不起。仁宗遣孟去问候。恰逢成宗皇后也遣人来探病，来往不绝。孟入哈剌哈孙卧室，向来看望病人的人施以长揖，一旁坐下，过了一会儿，他去为病人诊脉，大家都以为他是来治病的医生，故不怀疑。孟得知安西王不日即将即位，忙回去告诉仁宗：“事情紧急，先发者制人，后发者受制于人，不可不早做打算。”左右人皆不知如何是好，只有曲出、伯铁木儿劝仁宗立即行动。有人还有所顾虑，提出：“皇后深居九重，皇帝玉玺在她手中，周围都是卫士，一呼百应。安西王府中随从他的人如林，殿下侍卫不过数十人，兵器也不多，赤手空拳，未必能成大事。不如静待阿合到来，那时动手也不晚。”阿合是蒙古语，意思是兄长，也就是武宗。
孟坚决反对，他说：“这些奸邪小人，抛弃了祖宗的遗训，依附皇后，欲立庶子，天命人心都是不允许的。殿下进入内廷，以大义斥责他们，凡知君臣之义的人，无不舍弃奸邪投向殿下，何求大事不成！清除宫廷，迎接大兄到来，不是也可以吗？如果让安西王登上皇位，纵使大太子到京，他怎肯两手奉进国玺，退居藩国；必将进行战斗，使生民涂炭，宗社危急。而且使母后受到生命危险，这是不孝；遗祸难于大兄，这是不悌；能取得时不去取得，这是不智；当机立断时而不断，这是无勇。如果仗义而动，什么事也都办得到。”
仁宗还是犹豫不定，提出让算命者卜卦来做出抉择，命人去召卜算先生来。有个身穿儒服手持布袋的从大街走过。孟出去迎来，途中对卜算先生说：“大事等你来决定，你只言吉。”这人进来便卜卦，卜的是乾卦，解释说：乾就是刚，以刚对外，可以定内。李孟也进一步说这是天意，机不可失。于是仁宗与孟及诸臣自延春门入宫。哈剌哈孙从宫廷东边来接应，在殿廊逮捕了那班阴谋篡位的人，把他们送入大牢，然后奉皇帝玉玺，等候武宗自北边回京即位。朝廷内外一致拥护武宗即位。一场皇位继承的斗争就这样确定下来了。
武宗回京即位前，由仁宗监国，以李孟为参知政事。孟久在民间，深知民间一切情形，对政务的处理，哪些该办，哪些不办，如何办有利，否则无利，这一切无不符合实际，远近士民无不心悦诚服。而对于那些侥幸之徒则特加抑制，故奸邪小人都不喜欢他，孟也不因此改变自己的态度去迎合他们。大局已定之后，孟上书仁宗说：“执政大臣，应当由天子亲自选定，今天子已在回京途中，孟未见天子旨意，诚不敢冒昧当此重任。”再三辞职，仁宗不准，他便隐退走了，不知在何处。是年五月，武宗即位。有人对武宗说“：内难初定之时，李孟曾劝皇弟自己登基，如果依照孟的话，哪有今日！”武宗察知这是要挑拨他与仁宗的关系，不听，仁宗也不敢再提李孟。
至大二年(1309)，仁宗为皇太子，曾与武宗和太后在内宫饮宴，席间仁宗若有深思。皇帝问道：“吾弟今日不愉快，是在想什么？”仁宗从容回答“：赖天地祖宗神灵的保佑，皇位终有所归，然能使今日我们母子兄弟之欢乐者，李道复的功最多。我正想到这些，不知不觉地显露出来。”武宗对仁宗很友爱，为他的话所感动，即命搜访李孟，终于在许昌陉山找到了，遣使召他入京。
至大三年正月，李孟入见武宗于玉德殿。帝指着孟对执政宰相说“：这人是祖宗派来为朕之师的，速委以重任。”三月，特授孟荣禄大夫、中书平章政事、集贤大学士、同知徽政院事。后仁宗即位，拜中书平章政事，晋升为光禄大夫，并加恩于三代，希望他尽力辅助皇帝料理国事。孟感激皇上的知遇之恩，竭力以国事为己任。贵戚近臣虽感到李孟执政于他们不利，但对他一切出于公心则口服心服。
司空、司徒、太尉为古代三公，自大德年间以来，封拜太多。佛教、道教设官统治，与行政官府抗衡，扰乱政事。孟上书说“：皇帝的权力在于赏与罚，赏一善而鼓励天下人为善，罚一恶而警戒天下人为恶，这样才不失皇帝之大权，如果赏罚不当，则不能起到鼓励与惩戒的作用，又如何治理国家！僧道既为出世人，用不着官府来管。”奏请将冤死者，恢复其官爵，让子孙继承；冒名封爵者，夺其爵位；僧道为官者，罢其官。由于世道太平，风俗逐渐奢侈，在车马服装等方面，违背了等级制度，弄得上下不分。一些近臣，由于受到皇帝恩宠贪求无厌，损公肥私。孟上书请求加以限制，皇帝听从。
李孟在朝廷虽做了许多事，但总感到自己能力有限，请求辞职让贤。仁宗不肯，对他说：“朕在位，卿必须在中书省，朕与卿相始终，以后再不要说辞职的话了。”赐孟为秦国公，亲授印章，还令人为他画像，做赞美之词等等。还为他御书“秋谷”二字。每次召见时必赐坐，且只呼其字，而不呼其名，可以说对他尊重到了极点。仁宗认为，李孟用道德辅佐他，使天下人受惠，又赐他钞十万贯，作为建造府第之用。孟辞谢说“：臣以一介平民受陛下重用，我所希望的不是富贵。”皇庆元年(1312)正月，授孟为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同时仍为中书平章政事。不久，请假归家安葬父母。帝设宴送行，叮嘱说：“丧事办完立即回来，切勿久留，负朕所望！”十二月就回到朝廷，仁宗大喜。孟再次提出辞职，皇帝不许，只命他以平章政事参议中书省事，承旨翰林。皇庆二年夏，三次上书请求归还秦国公印，皇帝只得答应他的请求。仁宗与他讨论用人之道，孟提出：“人才的选拔，固然不只一条途径，然汉、唐、宋，全都是从科举中选拔了大量人材。如今要选拔天下贤能，如采用科举制，要比其他途径好得多。但是实行科举，必须先考察德行经术，然后才是文辞，这样可得到有真才实学的人。”仁宗很同意他的意见，决定恢复科举取士制度。
延..元年(1314)十二月，再度拜为平章政事。二年，命他负责科举的事。七月，进升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国，改封韩国公，其他原职不变。其后，因病不能办理公务，请求解职归乡，仁宗不得已同意他的要求，但仍居翰林学士承旨之职。
延..七年，仁宗崩，英宗即位，以太师铁木迭儿为相。铁木迭儿因孟以前不肯依附于他，对他进行诽谤，收回前后对孟封爵拜官的一切诏令，降为集贤侍讲学士、嘉议大夫。估计孟不肯接受，因此藉口害他。没想到孟欣然接受，连皇帝也不禁感到吃惊，问道：“李道复肯俯就集贤侍讲学士之职？”当时铁木迭儿的儿子八尔吉思在旁，帝对他说：“你们总说他不会接受这官职的，现在怎么样？”铁木迭儿对李孟的暗害不能得逞。孟曾对别人说“：老臣待罪在中书办事，对于国家并没有多大好处，而皇恩宽大，不夺我的俸禄。如今我老了，如何才能报答？”英宗闻知，连连称善。至治元年(1321)卒。御史多次上书为他申辩铁木迭儿对他的诬陷。朝廷诏令恢复李孟原来的官爵。至正八年(1348)，赠旧学同德翊戴辅治功臣、太保、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魏国公，谥“文忠”。
孟气度宏大，才略超人。三入中书省，关于民间利害知无不言，引古论今，言无不当。对于士人，无论贵贱，只要是贤材，他必加提拔。与他交游的人，后来都是知名之士。生活俭朴。文章有奇气，其议论有理有据。上朝廷的奏章，自己不留底稿。皇庆、延..年间，政务中每一点错误，人们都认为是铁木迭儿所造成的；有一点好的地方，都归功于李孟。
敬俨字威卿，祖籍河东，后迁居易水。俨自幼不贪玩，好读书，会写文章，御史中丞郭良弼推荐他为殿中知班。广平王月吕禄那演连续两次召他为太傅、太师两府的官员。调任高邮县知县，还未去就任就被选入中书省任职。在此期间，海运万户朱清、张王宣二人违法乱纪，贿赂敬俨，遭到严厉拒绝。后来二人犯罪处死，那些接受朱、张贿赂的权贵多被株连，只有俨与他们无关，保持其廉洁。
大德二年(1298)，授任为吏部主事，后又改任集贤司直。这时湖湘动乱不安，丞相哈剌哈孙答剌罕奏请派俨奉诏去抚恤百姓，藉以观察当地动乱形势。他很好地完成了这次使命。六年，晋升为礼部员外郎。七年，拜监察御史。当时中书省中有一些官员是原被罢黜后又起用的，他们结党营私，贪污违法。俨对他们进行弹劾，又罢了他们的官。江浙行省与浙西道行御史台相互攻击，朝廷闻知，命中书省和御史台遣官去处理，俨与阿思兰海牙奉命同往，在处理该事中二人意见不一致，各自上报，朝廷以俨的意见为是。同年七月，调任中书左司都事，扈驾至上京开平。西京商人中有因运粮供北部边防军饷而得官的，盗用官粮数十万石来贿赂上司，俨去查处，以其粮输送到边疆供应守军。
大德九年，授吏部郎中，因父病而辞职。父亲去世后他守丧期满，被起用入御史台为都事。中丞何某与执政者不和，中书省要审核御史台的人选，俨指出“：近来中书省任命官吏千余人，难道御史台也要去一一审核吗？”中书省再也不提这件事了。江南行御史台与江浙行省在一些政务上有争执，上报朝廷，俨指责他们“：行省与御史台政事都是要以教化天下为根本任务，应各尽其职，在一些小事上的争执还要报告朝廷，是要烦扰皇上的视听吗？”建康路总管侯王圭，贪婪纵欲，事情被揭露后，俨立即遣官去处理。一些巴结这个总管的人奏请朝廷原谅其罪行，但是惩处的令已下。
武宗领军镇戍北部边疆时，成宗崩，宰臣中有人图谋另立皇帝。这阴谋被粉碎后，命俨去审问，从而得知其全部实情。任命俨为山北廉访副使，后回朝任右司郎中。武宗即位，湖广省臣别有用心地向朝廷谎报有警，俨当面责问：“你镇守一方，既然有警岂能擅离职守，必是谎报。”经询问果然是谎报。
至大元年(1308)，授左司郎中，后升为江南诸道行御史台治书侍御史。在此以前，俨在讨论设立尚书省的事情上与宰相意见不合，这时两淮盐法不能施行，于是调俨为转运使，企图用盐法不行的事来坑害他。俨到任后，首先揭发了盐场场官的贪污，结果不仅盐法大行，而增加盐课至二十五万引。河南行省参政提出，要把此增加的盐课作为每年征收的常额，俨又极力反对，认为这样会使盐户更加贫困。
仁宗即位，召俨为户部尚书。朝廷提出要革除尚书省的弊政，其中包括废除尚书省所铸造的铜钱。俨认为“：突然废除已通行的钱不用，百姓会受到损害。”这意见未被采纳，他便称病辞职。
皇庆元年(1312)，任命俨为浙东道廉访使。钱塘有一退伍兵卒，伪装和尚，假传太后懿旨，建婺州双奚谷石桥，大兴土木，劳民伤财。俨命官府追查，揭发贪赃行为，奏请停止其工程。该郡大火焚烧了数千家，俨开仓赈济贫民。在该郡建立孔庙。
皇庆二年，拜江西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在该省，他简化诉讼程序，使官吏不能从中舞弊。朝廷诏行科举制，俨举荐临川的吴..、金陵的杨刚中为考试官，从而得到不少有真才实学的人才。是年冬，因病退居真州。后起任他为江南诸道行御史台侍御史，他没有赴任。
延..四年(1317)春，朝廷督促他就任前职，他仍称病辞谢。七月，召回朝任侍御史。十月，要调他为太子副詹事，为御史大夫脱欢答剌罕所挽留。湖广省臣贪赃枉法，俨一天五次上书，终使贪赃者认罪伏法。御史台臣僚中有被弹劾罢官而又复职者，御史再弹劾，朝廷命丞相与枢密共同决定。俨提出“：像这样则御史台无事可做了。”他自己上朝向皇帝当面要求罢除那复职的官员。
五年五月，拜中书参知政事，御史台挽留，他自己也推辞，皇帝不允，赐他《大学衍义》书一部及犀牛皮带。每次入见，皇帝叫他威卿，而不呼其名。有的富民买通当权者在诸院及寺、监得到官职，甚至有当大官的。俨认为官爵的授予应当慎重，台臣也有这样的意见，于是奏请追夺那些用钱买的官爵并规定以后不得卖爵。六年，告病返家，迁居到淮南，不接见任何人。
至治元年(1321)，任命为陕西省行御史台中丞。泰定元年(1324)，改为江南诸道行御史，他都未去上任。年六十五岁即告老还乡，朝廷不允。四年春，遣使召俨为集贤大学士、荣禄大夫，商议中书省事。俨让使者先回朝，自己却带着家眷回易水去了。九月，皇帝又特任命他为中政院使，派轿子接回朝廷，同月，拜为中书平章政事，他始终以年老多病为辞，不肯受任。
天历元年(1328)，朝廷欲将在上都开平的朝臣一律诛杀。俨抗争不可，这些人才得幸免。俨在京住了一月便告假归家，在家十余年，虽病不能行走，但还是勤奋读书。临终告诫子弟说“：你们要清白守业，不要急着去做官。”去世后，朝廷赠翰林学士承旨、光禄大夫、柱国，封鲁国公，谥号文忠。俨有诗文若干卷，藏于家。
元史
《元史》是系统记载元朝兴亡过程的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成书于明朝初年，由宋濂（1310～1381年）、王袆（1321～1373年）主编。全书二百一十卷，包括本纪四十七卷、志五十八卷、表八卷、列传九十七卷，记述了从蒙古族兴起到元朝建立再到元朝北逃蒙古高原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