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代谓燕昭王白:“今有人于此,孝如曾参、孝己,信如尾生高,廉如鲍焦、史鰌,兼此三行以事王,奚如?”王曰:“如是足矣。”对曰:“足下以为足,则臣不事足下矣。臣且处无为之事,归耕乎周之上地,耕而食之,织而衣之。”王曰:“何故也?”对曰:“孝如曾参、孝己,则不过养其亲其。信如尾生高,则不过不欺人耳。廉如鲍焦、史鰌,则不过不窃人之财耳。今臣为进取者也。臣以为廉不与身俱达,义不与生俱立。仁义者,自完之道也,非进取之术也。”

  王曰:“自忧不足乎?”对曰:“以臣忧为足,则秦不出殽塞,齐不出营丘,楚不出疏章。三王代位,五伯改政,皆以不臣忧故也。若自忧而足,则臣亦之周负笼耳,何为烦大王之廷耶?昔者楚取章武,诸侯北面而朝。秦取西,诸侯西面而朝。曩者使燕毋去周室之上,则诸侯不为别而朝矣。臣闻之,善为事者,先量其国之大小,而揆其兵之强弱,故功可成,而名可立也。不能为事者,不先量其国之大小,不揆其兵之强弱,故功不可成而名不可立也。今王有东向伐齐之心,而愚臣知之。”

  王曰:“子何以知之?”对曰:“矜戟砥剑,登丘东向而叹,是以愚臣知之。今夫乌获举千钧之重,行年八十,而求扶持。故齐虽强国也,西劳于宋,南罢于楚,则齐军可败,而河间可取。”

  燕王曰:“善。吾请拜子为上卿,奉子车百乘,子以此为寡人东游于齐,何如?”对曰:“足下以爱之故与,则何不与爱子与诸舅、叔父,负床之孙,不得,而乃以与无能之臣,何也?王之论臣,何如人哉?今臣之所以事足下者,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见罪于左右。”

  王曰:“安有为人臣尽其力,竭其能,而得罪者乎?”对曰:“臣请为王譬。昔周之上地尝有之。其丈夫官三年不归,其妻爱人。其所爱者曰:‘子之丈夫来,则且奈何乎?’其妻曰:‘勿忧也,吾已为药而待其来矣。’已而其丈夫果来,于是因令其妾酌药酒而进之。其妾知之,半道而立。虑曰:‘吾以此饮吾主父,则杀吾主父;以此事告吾主父,则逐吾主母。与杀吾父、逐吾主母者,宁佯踬而覆之。’于是因佯僵而仆之。其妻曰:‘为子之远行来之,故为美酒,今妾奉而仆之。’其丈夫不知,缚其妾而笞之。

  故妾所以笞者,忠信也。今臣为足下使于齐,恐忠信不谕于左右也。臣闻之曰:“万乘之主,不制于人臣。十乘之家,不制于众人。疋夫徒步之士,不制于妻妾。而又况于当世之贤主乎?臣请行矣,愿足下之无制于群臣也。”

翻译注释

      苏代对燕昭王说:“现在如果有这样一个入在此,像曾参,孝己那样孝顺,像尾生高那样守信,像鲍焦、史鳅那样廉洁,兼有这三种品行来侍奉大王,怎么样?”

      燕昭王说:“如此就够了。”

      苏代回答说:“您认为这样就够了,那么臣下就不会侍奉您了。臣下就会做出无所作为的事,就会归耕于周朝的土地上,耕种吃饭,织布穿衣。”

      燕昭王说:“这是什么缘故呢?”

      苏代回答说:“像曾参、孝己那样孝顺,那也不过是奉养双亲罢了。像尾生高那样守信,那也不过是不欺骗别人罢了。像鲍焦、史鳅那样廉洁,那也不过是不偷别人的钱财罢了。如今臣下是一个有进取心的人。臣下认为廉洁不会同自身一道显贵,信义不会同生命一起存在。仁义,不过是自我完善的法则,不是追求进取的手段。”

      燕昭王说:“自我完善还不够吗?”

      苏代回答说:“如果认为自我完善就够了,那么秦国就不会从杀山的边塞出兵,齐国就不会从营丘出兵,楚国也不会兵出沮章河。三王更替,五霸轮换执政,都是因为不仅仅局限于自我完善的缘故。如果仅是自我完善就够了,那么臣下也就回到周地的家乡去种地了,何必还讨扰大王的朝庭呢?从前,楚国攻取章武,诸侯们到北面去朝拜。秦国攻占西山,诸侯们到西面去朝拜。当初,如果不让燕国军队从周朝的上地撤离,那么诸侯们就不会调转车辆去朝拜别国了。臣下听说,善于处理国事的人,先衡量一下自己国家的大小,再考虑一下自己兵力的强弱,因此可以功成名就。不善于处理政事的人,不能够先衡量自己国家的大小,也不去考虑自己兵力的强弱,所以不能功成名就。观在大玉有向东攻打齐目的想法,愚匝知道。”燕昭王说:“您怎么知道的。”

      苏代回答说:“您常常手持长戟或磨砺宝锄,登上山丘向东叹息,因此愚臣就知道了。即使如今有乌获这样的力士,能举起千钧重量,年龄到了八十岁的时候也要人搀扶。所以齐国虽然是强国,由于在西面的宋国劳师动众,在南面的楚国使军队疲乏,那么齐国军队就可以被击败,齐国的河闯也可以被攻取。”

      燕昭王说:“太好了。请允许我拜您为上卿,送给您车百辆,您按照这种说法替寡人到东面的齐国去离间游说,怎么样?”

      苏代说:“您这是由于偏爱我的缘故才赏赐我,那么为什么不赏赐您的爱子及各位舅父、叔父、那些靠床而立还不会走路的孙子呢?他们得不到这些,却把这些赏赐给无能的臣下,为什么?大王评价臣下,是怎样一种人呢?观在臣下所以侍奉您,是为尽忠守信。臣下掇心因为尽忠守信的缘故,被大王左右的大臣怪罪。”

      燕昭王说:“哪有做人臣的用尽自己的力量,竭尽自己的才能,反而获罪的呢?”

      苏代回答说:“臣下请求为大王打个比方。从前周朝的上地曾经有这样一件事。作丈夫的在外做官三年不归。他的妻子与人私通。和她私通的那个人说:‘你的丈夫要回来了,那该怎么办呢?’他的妻子说,‘不要担心,我已经猴备了毒药酒,就等他回来呢。’不久,她的丈夫果然回来了,乎是她让侍妾斟上毒药酒给丈夫进去。侍妾知道这件事,走到半路站住了,自己考虑:‘我把这毒酒给男主人喝,就会杀死男主人s把远件事告诉我的男主人,就会赶走我的女主人。与其杀死男主人、赶走女主人,我宁可假装跌倒弄翻酒杯。’于是就假装跌倒弄洒药酒。他的妻子说:‘为您远行归来,所以准备了美酒,现在侍蜜端酒跌倒洒掉了。’她的丈夫不知实情,就绑起侍妾鞭打。所以侍妾被鞭打的原因,就是为了尽忠守信。如今臣下为您到齐国出使,担心我尽忠守信不被大王的左右大臣所理解。臣下听说:拥有万辆兵车的君王:不受臣子的挟制。有十辆车的家长,不受众人的控制。一般无车可乘的士人,不受妻妾的限制。更何况是当代贤明的君王呢?臣下请求出发了,希望您不要受群臣的挟制。”

战国策
    战国策》是一部国别体史学著作,又称《国策》。记载了西周、东周及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各国之事,记事年代起于战国初年,止于秦灭六国,约有240年的历史。分为12策,33卷,共497篇,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的游说之士的政治主张和言行策略,也可说是游说之士的实战演习手册。 本书亦展示了东周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战国策》一书的思想倾向,因其与儒家正统思想相悖,受到历代学者的贬斥。 《国策》曾被斥之为“邪说”、“畔经离道之书”。“《战国策》基本上自成一家。其道德哲学观多取道家,社会政治观接近法家,独与儒家抵牾不合,因而为后世学者所诟病。” 作者并非一人,成书并非一时,书中文章作者大多不知是谁。西汉刘向编定为三十三篇,书名亦为刘向所拟定。宋时已有缺失,由曾巩作了订补。有东汉高诱注,今残缺。宋鲍彪改变原书次序,作新注。吴师道作《战国策校注》,近代人金正炜有《战国策补释》,今人缪文远有《战国策新校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