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仪为秦连横说韩王曰:“韩地险恶,山居,五谷所生,非麦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一岁不收,民不厌糟糠;地方不满九百里,无二岁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过三十万,而厮徒负养在其中矣,为除守缴亭鄣塞,见卒不过二十万而已矣。秦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虎挚之士,跿跔科头,贯颐奋戟者,王不可胜计也。秦之良,戎兵之众,探前趹后,蹄间三寻者,不可称数也。东之卒,被甲冒胃以会战,秦人捐甲徒裎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夫秦卒之与山东之卒也,犹孟贲之与怯夫也;以重力相压,犹乌获之与婴儿也。夫战孟贲、乌获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国,无以异于堕千钧之重,集于卵之上,必无幸矣。诸侯不料兵之弱,食之寡,而听从人之甘言好辞,比周以相饰也,皆言曰:‘听吾计则可以强霸天下。’夫不顾社稷之长利,而听须臾之说,诖误人主者,无过于此者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据宜阳,断绝韩之上地;东取成皋、宜阳,则鸿名之宫,桑林之苑,非王之有已。夫塞成皋,绝上地,则王之国分矣。先事秦则安矣,不事秦则危矣。夫造祸而求福,计浅而怨深。逆秦而顺楚,虽欲无亡,不可得也。故为大王计,莫如事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韩。非以韩能强于楚也,其地势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为敝邑,秦王必喜。夫攻楚而私其地,转祸而说秦,计无便于此者也。是故秦王使使臣献书大王御史,顺以决事。”

  韩王曰:“客幸而教之,请比郡县,筑帝宫,祠春秋,称东藩,效宜阳。”

翻译注释

      张仪为秦国连横游说韩王说:“韩国地势险恶,处于山区,出产的粮食不是麦子就是豆子;老百姓吃的,大部分是豆做的饭和豆叶做的汤;如果哪一年收成不好,百姓就连糟和谷皮吃不上。土地纵横不到九百里,粮食储备也不够吃两年。估计大王的兵力总共不到三十万,其中连杂役和苦力也算在内了,如果除去守卫边境哨所的人,现有的土兵不过二十万罢了。而秦国的军队有百余万,战车千辆,战万匹。奔腾跳跃,高擎战戟,甚至不带铠甲冲人敌阵的战士不可胜数。秦国战优良,士兵众多。战探起前蹄蹬起后腿,两蹄之间一跃可达三寻,这样的战马不在少数。崤山以东的诸侯军队,披盔戴甲来会战,秦军却可以不穿铠甲赤身露体地冲锋上阵,左手提着人头,右手抓着俘虏凯旋而归。由此可见,秦国的士兵与山东六国的士兵相比,犹如勇士和懦夫相比;用重兵压服六国,就像大力土乌获对付婴儿一般容易。用孟贲和乌获这样的勇士去攻打不驯服的弱国,无异于把千钧重量压在鸟蛋上,肯定无一幸免。

      各国诸侯根本不考虑自己兵力弱、粮食少的现状,却听信鼓吹合纵者的甜言蜜语,合纵家们互相勾结,标榜欺骗,都说什么:‘听从我的计谋就可以雄霸天下了。'却并不顾及国家的长远利益,只听信一时的空话,贻误君主,这太严重了。大王如果不归顺秦国,秦必定发兵占领宜阳,断绝韩国上党的交通;东进夺取成皋和宜阳,那大王就将失去鸿台宫、桑林苑。秦军封锁成皋、截断上党,那大王的国土岂不是被分割开来了?先归顺秦国就能安全,否则就会招来祸患。

      那种正在制造灾祸却又想得到好报,计谋浅陋而结怨太深,违背秦国去顺从楚国的做法,哪能不灭亡呢?所以替大王您考虑,不如归顺秦国。秦国所希望的,不过是削弱楚国,而能使楚国削弱的,莫过于韩国了。不是因为韩国比楚国强大,而是韩国在地势上占有优势。如今大王可到西方归服秦国,为敝国攻打楚国,秦王一定会很高兴。这样,攻打楚国而占有它的土地,不但转祸为福,而且取悦了秦王,没有比这更有利的计策了。因此秦王派使臣献书信一封给大王的御史,但愿大王能有明智的裁决。”韩王说:“幸承您的教诲,我愿意让韩国做秦国的一个郡县,修建秦王行宫,春秋助祭,作东方的藩臣,并将宜阳献给秦国。”

战国策
    战国策》是一部国别体史学著作,又称《国策》。记载了西周、东周及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各国之事,记事年代起于战国初年,止于秦灭六国,约有240年的历史。分为12策,33卷,共497篇,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的游说之士的政治主张和言行策略,也可说是游说之士的实战演习手册。 本书亦展示了东周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战国策》一书的思想倾向,因其与儒家正统思想相悖,受到历代学者的贬斥。 《国策》曾被斥之为“邪说”、“畔经离道之书”。“《战国策》基本上自成一家。其道德哲学观多取道家,社会政治观接近法家,独与儒家抵牾不合,因而为后世学者所诟病。” 作者并非一人,成书并非一时,书中文章作者大多不知是谁。西汉刘向编定为三十三篇,书名亦为刘向所拟定。宋时已有缺失,由曾巩作了订补。有东汉高诱注,今残缺。宋鲍彪改变原书次序,作新注。吴师道作《战国策校注》,近代人金正炜有《战国策补释》,今人缪文远有《战国策新校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