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彼西山兮，
采其薇矣。
以暴易暴兮，
不知其非矣。
神农虞夏忽焉没兮，
我安适归矣？
于嗟徂兮，
命之衰矣！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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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夷（生卒年不详），商末孤竹国（今河北卢龙西一带）人，商纣王末期孤竹国第七任君主亚微的长子，弟亚凭、叔齐。子姓，名允，是殷商时期契的后代。初，孤竹君欲以三子叔齐为继承人，及父已死，叔齐让位于伯夷。伯夷以为逆父命，遂逃之，而叔齐亦不肯立，亦逃之。伯夷叔齐奔往西方，在周地部落中养老，与周文王关系良好。后周武王讨伐纣王，伯夷和叔齐不满武王身为藩属讨伐君主，加上自己世为商臣，力谏。武王不听，不久周灭亡商朝。
简介
《采薇歌》作者：伯夷、叔齐，是一首袒露心迹、毫不矫饰的抒情诗，也是一首爱憎分明、议论风发的政治诗。全诗情理交融，在“以暴易暴”的议论中渗透着卑视鄙弃周朝的强烈感情，在“我安适归”与“命之衰矣”的感慨中隐含有同周朝势难两立的清晰判断。
注释
①适：往，去。
②于（xū虚）嗟：叹息声。徂（cú）：往。或以为借为“殂”。死。
译文
登上那西山啊，
采摘野豌豆聊以充饥。
用凶暴取代凶暴啊，
伐纣的武王分不清是和非。
神农虞夏古代圣君转瞬即逝啊，
我要去的乐土又在哪里？
多么可悲啊，即将身赴黄泉，
看来是命中注定活该我们倒霉！
赏析
《采薇歌》最早见于《史记·伯夷列传》。伯夷、叔齐是商朝末年孤竹国国君墨脱初的长子和幼子。历史上表彰这两个人，基于两点：一是不贪权势。孤竹君生前拟让位给叔齐。在他去世后，叔齐让伯夷，伯夷不受逃去，叔齐也不肯继位而逃去，王位便由中子继承。故晋代吴隐之诗《酌贪泉》说：“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二是反对周武王伐纣。伯夷、叔齐在逃离孤竹国之后，都去投靠西伯姬昌（周文王）。姬昌去世不久，其子姬发（周武王）起兵讨伐商朝的末代君主纣。《史记·伯夷列传》说：“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可见伯夷、叔齐兄弟俩是以家庭内部倡“孝”、庙堂之上倡“仁”来反对武王伐纣的。而在周朝建国后，宁可饿死，也不愿为周朝出力。在历史上被认为是“舍生取义”的典型，因而备受后人称赞。孔子说他们“求仁而得仁”，是“古之贤人”（《论语·述而》），韩愈更作有《伯夷颂》的专文加以颂扬。《采薇歌》即是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饿死之前的绝命辞，与其“叩马而谏”武王伐纣的进言，同是最足以表现人物思想性格的言辞。
歌词首句中的“西山”，指首阳山。首阳山，又名雷首山，在山西省永济县南。这是伯夷、叔齐隐居并最后殉身的地方。一、二两句直陈登上首阳山的高处采薇充饥。薇，即巢菜，俗名野豌豆，蔓生，茎叶似小豆，可生食或作羹。这两句用赋体，字句平浅，感情也似乎平淡，其中却包含有决不与周王朝合作这一态度鲜明的抉择。所说的是采薇这一件实事，但也不妨看作是一纸“耻食周粟”的宣言。三、四句以议论出之，说明不合作的原因。认为武王伐纣是“以暴易暴”，而非以仁义王天下，是不可取的，而武王却并不以此为非。以上几句是夷、齐表明自己政治上的立场、态度，以“以暴易暴”四字对新建立的周王朝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以下转入全诗的另一个层次，写个人的历史性的悲剧。神农、虞、夏时代都是历史上的圣明之世；说神农、虞、夏转瞬即逝，其用意在于反衬自己的生不逢时，由于找不到一个安身立命的立足点而充满了失落感。“我安适归矣”，故意用无疑而设问的语气，增强了感慨的份量，与《诗经·魏风·硕鼠》的“乐土乐土，爰得我所”的写法正不谋而合。结尾两句是无可“适归”的延伸和发展。唐人司马贞串讲末二句说：“言己今日饿死，亦是运命衰薄，不遇大道之时，至幽忧而饿死。”（《史记索隐》）可以想见当伯夷、叔齐吟唱到此歌结尾时，虽已气衰力微、不可能呼天抢地地大声唱叹，但这感慨至深的垂死之言，即使声音很小甚至不甚连贯，仍然是会动情地顽强地唱出并长久地回响在首阳山的山涯水际的。
《采薇歌》是一首袒露心迹、毫不矫饰的抒情诗，也是一首爱憎分明、议论风发的政治诗。全诗情理交融，在“以暴易暴”的议论中渗透着卑视鄙弃周朝的强烈感情，在“我安适归”与“命之衰矣”的感慨中隐含有同周朝势难两立的清晰判断。作品用语简洁；结构上转折自然，首尾呼应，一气呵成：风格质朴，平实之中却不失流利。总的说来，这是一首表现较为成功的歌谣体的小诗。至于如何看待这首诗的思想内容，归根结底，是一个关系到如何评价武王伐纣的问题。孔子从道德自我完成的角度抽象地肯定伯夷、叔齐“求仁而得仁”；实际上，这是对武王伐纣的正义性的否定。从政治上看，褒扬伯夷、叔齐，等于是在提倡忠于一家一姓的愚忠，是符合历代统治阶级的统治需要而与历史的进步格格不入的。在这一点上，具有民本思想的孟子的见解十分高明、通达。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又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所以孟子虽也多次称颂伯夷，但仍给予“伯夷隘”（《孟子·公孙丑上》）的不客气的批评。所谓“隘”，也就是器量太小，只求洁身自好，不能容人容物，也就是一种经过精心修饰的个人主义。上述孟子的几段话，是对伯夷、叔齐以一己的思想道德原则作为立身处世的最高准则，而不能以人民大众的爱憎为爱憎，从而站在了“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汤武革命”（《周易·革卦》彖辞）的对立面上的直接或间接的批评，同时也可看做是对这首表明夷、齐“义不食周粟”心迹的绝命辞《采薇歌》的思想内容方面的深中肯綮的评价。这样看来，这首《采薇歌》尽管唱叹有情，感慨深沉，从思想内容的角度评价，却是并不值得加以肯定的。